第二十六章经年相见道不同 (第3/5页)

拂袖而去，直接登上了自己的马车，连停都没有停，他甚至撩开窗帘儿再同官员们招招手都不肯，就径直望城中东门的张大学士府肃仪而去。

    码头上众人面面相觑，尼玛，这位大佬想一出是一出的，唱的是哪一出啊？刚刚还热情相待，现在却拒人千里之外，哎呀妈呀！领导的心思真是好难琢磨哦……

    不要说其他人感到莫名其妙。胡时和一干府学生且糊涂着呢，正在犹豫不安时，船上下来个军官对为首的胡时和说道：“这位公子，何先生唤汝等上船……”

    胡进和几个学生迟疑地相互看看，谁也没有挪动脚步，眼睛都瞅着大师兄。胡时和一咬牙，率先登上了舷梯……事情就是这样，王实通过张居正的手拐了百多名大明府学生去关岛。

    这些人上了船后，发现自己的老师埋在一堆书里面翻阅，两眼通红却精神亢奋，就象进入了魔障，见到自己的弟子，他大声招呼：“快来！这些书真好，大家都读读。吾道不孤，吾道不孤……”

    见老师如此失态，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很快这些人被书中的内容迷住了，忘记了自己来码头的目的。随后的日子里，除了吃饭睡觉，他们都守在书房里。

    直到某一天，何心隐走出书房，看到外面的茫茫大海，这才醒悟过来：“哎呀不好！好你个张居正，真是卑鄙，老夫上当了……”

    他哪里知道，把他骗上船后，看到他沉浸在书海里。张居正一捋颌下长须，得意地笑了。

    “柱乾兄，既然你不识时务，想给老夫添堵，哼哼，那我请你去关岛钓鱼去……王实这臭小子，还真是算无遗策。好在有准备，要不然今天还真不好收场……”

    ……

    这里说到何心隐这个人，笔者不得不多说几句，何心隐在原时空的历史上，万历七年将死于牢中，他的死正是出于张居正的授意。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和遥远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样，这是一位布鲁诺式的殉道者。只不过他的悲剧比欧洲的布鲁诺早了几十年。

    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是中国农耕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指标都在这个时代达到临界点。

    当整个明王朝完成文官化、商业化、城市化、白银化、私有化的时候，启蒙思想破土而出已是必然。明朝这个封建等级大厦开始摇晃，伦理纲常受到冲击，波澜壮阔的时代开始到来。

    整个社会开始舆论民间化，参政、议政群体扩大化，士人结社普遍化，男女开始平等化，人人开始积极追求自己的权利，从这一点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后世的人们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中捕捉到那时代跳动的脉搏，但殊不知在二百年前的明朝就已经完成这一系列过程。

    中国的文人、诗人、画家抛弃了文艺的复古风，而去追求以“真”、“性”、“灵”为主体的自我风尚；在中国南方的书院内，士大夫们就提出了“天下非君王一人之天下，乃共治基础”、“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民主思想。

    在此基础上，在中国的明王朝就有学者提出“农工商皆本业”、“物竞法则”、“奢靡能促进经济增长”等具备市场经济的观点。

    除此之外，在十七世纪早期的明王朝伴随着资本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江南市镇诞生了种类齐全的保护雇工的行会组织，并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工人运动。

    这些都领先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二百年，还有十六世纪末明王朝境内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更是精彩篇章，而何心隐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所以，当十九世纪的美国工人还在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奋斗的时候，在十七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劳动保护行规。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十七世纪明王朝的灭亡而嘎然而止。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梁坊村人，二十九岁乡试全省第一。但他对做官并无兴趣，他认为人生应该率性而为，士农工商皆是一样，他否决出去做官的必要性。

    何心隐的主张主要是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五伦中，他将朋友看作之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都应该像朋友那样是平等的。

    实事求是的讲，何心隐的观念不仅在那个时代令人无法接受，就是拿到后世，恐怕也是令许多人无法接受。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这个无等级社会，何心隐在家乡梁坊村成立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

    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名词——人民公社。嘿嘿！还真有点像。

    聚合堂仿佛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那种大同社会，在此时的江西省梁坊村似乎真的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理想社会。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这个聚合堂维持了十二年便跟颜钧的萃和会一样轰然倒塌。聚合堂的覆灭是跟明帝国税收有关。

    何心隐在将整个梁坊村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同时，对纳税问题也十分上心。

    说真心话，大明朝的税制很低，农业税百分之三。即使是这样，但是人们还是千方百计的逃脱税款，逃税具有传染性，一旦一家逃税往往会连带着全村逃税，所以为了保证税粮的征收，朱元璋在乡村设立粮长专业负责税粮的督导。

    这时候，梁坊村的村民对何心隐说道：“我们是父母生的养的，跟皇帝没有关系，我们的田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并不是皇帝赐予的，我们为什么要缴纳皇粮。”

    何心隐立刻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道：“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我们就会生逢乱世，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皇帝庇佑，就会出现豪强，我们的土地也会被掠夺过去。所以，加纳赋税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

    何心隐的这一番高论达到醍醐瓘顶之效，获得了全村人一致的认同，何心隐专门设置管粮、征粮的人，从此梁坊村的税粮再无拖欠之说。

    嘉靖年间京城的工程颇多，一方面是修正祀典需要营建祭庙，二是宫中多失火，遭火灾的大殿需要重建，这些都带来对木料的需求，而嘉靖年间的财政又很艰难，这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