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六国论 熙宁变法 (第1/2页)

    康定元年(1040)，包拯又出知端州。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庆历六年(1046)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

    可惜的是，两年（1052）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江宁等地任地方官。

    庆历新政对包拯等人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宋仁宗赵祯面对朝中的反对声，也只能让范仲淹饮恨了。

    直到至和三年(1056)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

    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宋仁宗皇帝赵祯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若说范公范仲淹的离去，宋仁宗心中感到悲伤。可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真没有读懂。而苏洵的《六国论》，宋仁宗赵祯也是没有读懂。嘉佑三年，宋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原因与《六国论》分不开的。

    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

    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宋神宗赵顼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为什么辽国会称赞宋真宗赵恒和宋仁宗赵祯好呢？年年给他们发物资能不说好吗？

    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宋神宗赵顼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宋神宗赵顼疑惑的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

    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面对种种阻挠，宋神宗赵顼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其实庆历新政的效果宋神宗赵顼是很明白的，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出生。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理财、军事、教育等措施，其具体内容如下：

    1.理财措施。最重要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2.限制大商人。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大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3.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