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族（上） (第4/4页)

主要参与者。他的任务是和司马师一起控制住重中之重的司马门（偏偏是这个名字），控制皇宫。政变成功，司马孚因功进爵长社县侯，保持尚书令官位的基础上又兼任侍中，不久又升任司空。

    71岁，太尉王凌发动淮南一叛，被司马懿消灭。司马孚接替太尉（国防委员长），这一年，司马懿去世。

    73岁，声望达到顶点的吴国太傅诸葛恪倾全国之兵围攻围攻魏国的军事重镇合肥新城。司马孚领兵二十万防御，诸将都想迅速出击，司马孚说：“进攻的一方是要吃亏的，咱们先用坚城消耗他一下，不必和他硬拼。”故意滞留了一个月才进军，吴军爆发瘟疫，听说魏国援军将至，果然望风而逃。这次成功其实颇为侥幸，并不能说明司马孚有多么高明。只是当时魏国军政大权已经在司马师手中，司马孚作为司马家族最年长的长辈，官位已经位极人臣，不求立功但求稳妥罢了。

    74岁，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司马孚没有参与。

    75岁，姜维来袭，魏国雍州刺史王经战败，司马孚镇守关中，统领大军。依然不与姜维交兵，坐待姜维败于征西将军邓艾与安西将军陈泰之手。姜维撤退，司马孚回到京城，出任太傅（皇帝的老师）。

    魏之贞士

    80岁，魏国丞相司马昭要篡位的心思，连扫大街的老头儿都知道了。魏帝曹髦不甘心做亡国之君，谋划在宫中设伏擒杀司马昭，不幸被叛徒出卖。曹髦一不做二不休，拼死一击。带领几百名由禁卫军和老弱仆人组成的队伍向丞相府进发，虽然以曹髦的这点兵力无异于飞蛾扑火但他毕竟是名义上的皇帝，他手持宝剑，站在车上亲自指挥。相府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和皇帝动手。危急时刻，司马昭的头号心腹贾充想“挺身而出”又不敢自己动手，就忽悠当时恰巧在他身边的太子舍人成济：“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是干什么的？还不赶紧上！”成济心眼实诚，仗着有贾充撑腰，一矛就把皇帝从车上戳下去，还不放心，又补上一矛，把皇帝刺穿，曹髦当场死去。

    中国历史上，毒杀皇帝的事例不少，反正可以对外宣称是暴病而亡。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弑君的，仅此一例。当时的朝中大臣得到消息谁也不敢前去，唯有司马孚以80高龄赶到现场，把曹髦的头放到自己腿上哭着说：“我来晚了啊。”并要求严办主谋。

    司马昭闻讯，赶紧逼太后立了一个完全听话的傀儡曹奂为帝。将刚刚死去的曹髦追贬为庶人。司马孚看不下去了，要求至少要以诸侯王的礼仪埋葬曹髦。司马昭碍于他是长辈，不得不给这个面子。

    85岁，西晋代魏，魏帝曹奂被贬为陈留王。司马孚去送别，拉着曹奂的手，难以自制地老泪纵横，说：“臣到死那天都是魏臣。”司马炎称帝，封司马孚为安平王，食邑四万户（其他诸侯王最多不得超过两万户）、太宰（皇室委员会委员长）、持节（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战时可斩杀中层以下官员）、都督中外诸军事（天下兵马大元帅）、设置官署（可以任命自己的属官）。

    每次参加宴会，晋武帝司马炎都向他下跪行礼，敬酒为他祝寿，并让他出行乘坐和皇帝一样规格的车驾。司马孚虽然受到了这样的尊崇，但并不觉得光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始终闷闷不乐，忧郁叹息。

    92岁，司马孚去世。遗言说：“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我是魏国的纯臣，来自河内郡温县的司马孚，我没有像伊尹周公那样匡扶社稷，也没有像伯夷、柳下惠那样刚烈偏执，我这一辈子做人做事，始终坚持原则，我死后要用最简单的薄棺材，穿着平时的衣服下葬。）

    一生真伪复谁知

    后世对司马孚的评价有很大的分歧。赞扬他的人说他妥妥的魏国忠臣，反对他的人说他是得便宜卖乖，左一句我来晚了，右一句我来晚了，唯独分蛋糕的时候他不来晚。惺惺作态、大伪似真、大jianian似忠。

    司马孚并不高尚，但也不至于是一jianian诈小人，他只是一个深陷忠孝难两全困境的矛盾、痛苦的人。懂得羞愧的司马孚是做人的底线，他以魏国纯臣的姿态恶心司马炎，导致在他身后，他的子孙备受打压。在士族普遍倾向于孝先于忠、父先于君、家先于国的时代，难道要求司马孚与家族决裂，去大义灭亲？即便他有这个心，离开了司马家族的他，也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了。

    汉末三国的时代，名士们都在家国利益之间痛苦挣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公而忘私、以天下为己任，可是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越来越多的人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尤其是豪门大族，仅仅是一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就会将整个家族陷入万劫不复。现实一次次教育他们：只有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家族利益才能得以保全。好在三国前期，曹cao提出的唯才是举让世人看到了公平，刘备的惟贤惟德让世人看到了正义，孙权的用人不疑让世看到了诚信。三国中期，也还有诸葛家族的鞠躬尽瘁，苦心孤诣来感天动地。然而这些伟大人物的光荣与梦想却都经历了飞扬与落寞，天下终究还是归属于以厚黑学立身的司马家族。

    由于公开弑君的巨大污点，晋朝的意识形态只能在孝上做文章，根本就没有脸面去要求臣民效忠。儒家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彻底崩坏。自此世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面对国家兴亡，不愿担当。这个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击败过游牧民族的农耕民族，曾经前仆后继、齐心合力将全盛时期的匈奴击溃的伟大国家，却因为道德崩坏，向心力的遗失亡于匈奴、鲜卑、羯、氐、羌之手，中国历史也自此进入了兵火连天、人心丧乱、暗无天日的三百年浩劫。

    这一切，当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司马家族，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每一个没有坚持公平正义诚信忠诚的人都有责任。但司马家族作为三国最终的胜利者，享有最高权力的同时就应该担负起教化人心的责任。儒家的道德体系诚然迂腐、教条，常常令人厌恶，但忠孝结合的道德体系毕竟能保持国家的向心力，共御外侮。由于《三国志》成书于晋朝，《晋书》虽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却也是根据晋朝官修史料编纂，《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更是司马孚的子孙，有关司马家族的这三部正史难免立场上有所回护，《三国演义》又因为拥刘反曹的倾向，丑化曹魏的同时也就对增强了司马家族篡权的正当性，再加上司马家族毕竟建立了一个朝代，古代读书人又普遍有着为尊者讳的传统，于是司马家族的成功为世人所熟知，不光彩的一面却得到了掩盖和粉饰。

    将历史人物评价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意义有限，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带来的影响、后果似乎更有价值。至于动机，也不能带着偏见，最好是尽可能地去理解当事人的处境，而不是盲目地崇拜或轻易地嘲笑。历史其实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选择引发什么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