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第4/7页)

代价，达昌奇被降职到宏文纸厂当书记兼厂长，马华也随他到纸厂当名普通干部。马华的父亲解放前担任过保长，解放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因为没有儿子，就一直和大女儿马华住在一起，这也就是达昌奇不能和历史反革命划清界限的原因。达昌奇的第二项罪名是隐瞒历史问题，实际情况是他自己曾经主动交代，说自己曾经听师范学校的老同事说过，解放前夕学校好像把学生老师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但由于自己从来没有办过什么加入国民党的手续，所以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假，希望组织能查一下。任营岩为此事专门到省档案馆查过敌伪档案，确实找到过一张名单，有好几百人。为了弄明白真相，任营岩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几十名名单上的人，他们也同样不知道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后来在省监狱找到当时的学校国民党负责人，才弄清了真相，原来是国民党看到大势已去，为了给共产党以后制造点麻烦，所以就制造了这么一张名单，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所以名单上的人，没有几个知道自己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达昌奇的第三项罪名是生活作风问题，说他和自己的小姨子马艳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事情说起来有点好笑，因为任营岩找当事人马艳谈话，马艳对此事感到莫名其妙，而且追问是哪个缺德的人造这么个谣言，任营岩还真不好说，因为他看遍了检举达昌奇的材料和达昌奇的交代材料，中间只有一句话和生活作风有关，那就是达昌奇的交待材料里有一句话“有次和马艳打打闹闹时手不小心碰在了她的Ru房上”。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果找不到被运动人的政治经济问题，那就要在他的生活作风上做文章，因为这是两个人**上的事情，别人说你有，你总不能找个证人证明你没有，所以只要屎盆子扣在你头上，想洗都洗不清。特殊时期中，那些整人的人把这一套玩的是炉火纯青，不知道有多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这样栽在了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上！

    在专案组讨论达昌奇的案子时，任营岩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介绍了内查外调的情况后，他直截了当地说：“关于达昌奇的案子，我的观点是：第一，达昌奇和岳父生活在一起，是人之常情，并不能由此就说他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能不能划清界限，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吃不吃一锅饭的问题，再说了，达昌奇也曾为这个岳父背上了组织处分，组织已经处理过的问题，我们再拿出来重新处理，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第二，说达昌奇隐瞒历史问题，也有点牵强附会，如果说他刻意隐瞒，他为什么又给我们提供查案的线索呢？假如我们真给他定个隐瞒历史问题的罪名，不正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中了敌人的jianian计吗？！第三，如果说一个男人无意中碰了一下女人的Ru房就能够上纲上线到生活作风问题，恐怕我们在座的这些男人以后谁也不敢和女同志共事了，谁敢保证一起共事百分之百没有身体接触，到时候给你戴顶**的帽子，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说到这里，专案组的几个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只有专案组组长候乘道板着脸厉声喝道：“任营岩，你严肃一点好不好！这是在办案子，不是在议论****。”看到领导发火了，任营岩也感到自己说的有点过火，旋即闭住嘴不再说话。

    可任营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第二天就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候乘道正式通知他，由于他不是共产党员，不适合搞专案工作，又让他回车间劳动了。

    古代大思想家老子有句名言，说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任营岩更没想到，自己竟会因祸得福，一时的仗义执言，却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坦荡的仕途之路：不久，全国人民就敲锣打鼓地庆祝“四人帮”被打倒了，特殊时期结束了，老干部平凡昭雪，达昌奇也重新坐到了厂长兼书记的官位上，当他知道任营岩在特殊时期那样的背景下都敢为自己这样的“走资派”主持公道时，非常欣赏任营岩的品德和能力，一手解决了任营岩的入党、提干、上电大深造诸问题。说起入党，任营岩自己都有些汗颜，达昌奇指定厂党委副书记丁德胜和政治处处长陈玉明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从递入党申请书到举起拳头宣誓，满打满算也仅仅只有40天时间。

    任营岩把自己的这些优势一条一条地仔细分析给方敏，方敏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便说：“事情已经定下了，干就干吧，不过你也得有思想准备，这个差事并不好干，有什么事情不要再瞒着我，好在我也是厂里的老人了，情况熟悉，有啥事也能给你参谋参谋。”没想到任营岩却说，“参谋就不用了，你也有个思想准备，我和杨局长说好了，过几天市经委会借调你，他们新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天正在从几个厂子调人，你在工厂也窝了二十年了，也该换个环境了，再说收入也会多一点，不能两个人都窝在一个亏损厂子里。”听到丈夫关键时刻还能想到自己，方敏心里舒服多了。其实任营岩不仅仅考虑的是这些，杨局长当时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把我老婆方敏马上调离纸厂”，杨局长不解地问：“为什么？别人都希望两口子在一个单位工作，你为什么要分开呢？”任营岩回答说：“理由很简单，方敏是市政协兼职的常委，向别人提建议是政协人的工作习惯，方敏也免不了这一套，而政协人提的意见，往往是隔靴挠痒——解决不了问题，我担心的是，如果她成天在我耳边吹枕头风，会影响我对问题的判断。”杨局长认为任营岩说的有道理，也知道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习惯和能力的人，于是很爽快递答应了他的要求：“刚好经委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来局里借人，那就让方敏暂时先到那儿工作吧，以后有机会，再把她正式调到机关来。”“这样最好，那我就多谢局长了！”任营岩感激地说。其实方敏能当上市政协常委，也是任营岩抓住了一次机会：方敏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方立本解放前就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解放后他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率领全家来到凤凰岭市所在的省，在省会的一所大学任教。方立本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夕，当方敏的爷爷、叔叔和姑姑们决定去台湾的时候，方立本坚决选择留在了大陆，他说：“我好不容易盼来了共产党，看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怎么能跟着老蒋去逃往孤岛呢？！”解放后，他时时处处跟党走，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优越生活，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西北，支援祖国的大西北建设。可是1957年，他的命运急转直下：那年年初，国家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市人委请他去参加座谈会，临行前太太段汝心告诫他，“老头子，到了市上，说话要注意点，不要乱说学校的事。”方立本不以为然：“你这是妇人见识，组织上既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对我们知识分子的重视和信任，有话此时不说，还待何时？”座谈会上，方立本是竹筒倒豆子——没有一点保留地畅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一番“外行领导内行经常误事”的言论，引起很多参加会议专家、学者的共鸣。第二天的晚报头版头条报到了这次座谈会，自然了，方立本的一番言论，也就被大段大段的引用了。看到晚报对自己言论的肯定，方立本心里很舒坦，觉得国家和政府还真是重视知识分子，殊不知这些言论，给自己埋下了大大的祸根，几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右斗争开始，一顶“**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扣了下来，虽然他据理力争，还是免不了被划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