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出阴招蒋桂战争 李白黄败走越南 (第2/3页)

中的李宗仁，此时也急《电》时在汉口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指令》他“将驻于‘湘、鄂’的‘桂军’分为五路，务必拒敌保境”。

    同时，《任命》何键为“第一路司令”，叶琪为“第二路司令”，夏威为“第三路司令”，胡宗铎为“第四路司令”，陶钧为“第五路司令”。且因，夏威此时正患病入院治疗、未能到职，其“第三路司令”之职则由“副司令”李明瑞代理。

    李宗仁的《指令》，促使胡宗铎等人更欲“固守武汉、保住鄂境”了。

    因为，何键时《任》“湖南省主席”，所部驻于湘境；所以，他的“第一路军”旨在防备蒋军犯湘。而其他的四路“桂军”皆驻于湖北，则以“守护武汉、保住鄂境”为要。

    于是，驻鄂的四路“桂军”就在黄陂至武xue一线布防，严阵以待；顿时，“湘、鄂”上空战云密布、大战在即了。

    然因，“代理第三路司令”李明瑞已被蒋介石策反成功；所以，当“讨逆军”进至刘家庙时，李明瑞即与“第七军第三师副师长”杨腾辉、“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尹承纲等人在孝感、花园一带的驻地倒戈了。

    如此，驻鄂“桂军”的防线出现缺口，即被“讨逆军”突破。

    而陈兵在豫南信阳的韩复榘等部，虽然没有对“桂军”发动进攻；但随时有突入武胜关的可能，这对驻鄂“桂军”无疑也是一大威胁。

    胡宗铎、陶钧俩人见势不妙，只得放弃武汉，向鄂西的沙市、宜昌一线撤退；于是，“讨逆军”没费一枪一弹就轻取了武汉。

    “讨逆军”夺取武汉后，蒋介石《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刘文岛为“武汉市长”。李明瑞则被《任命》为“第十五师师长”，杨腾辉为“第五十七师师长”，尹承纲为“新编第九师师长”。

    而此时，流落日本的张发奎见“蒋、桂战争”爆发后、唐生智招揽旧部东山再起了，觉得自己也该峰回路转；于是，匆匆回国、欲步后尘。

    因为，张发奎的旧部遁入江西后、已被蒋介石收编了；所以，蒋介石对于张发奎的回国并不乐见。

    然因，考虑到张发奎对其旧部毕竟尚有一定的号召力，觉得不宜明言相拒，以免引起其旧部的反感；且张发奎是广州“张、黄事变”后被“桂系”逼迫离粤出洋的，对“桂系”结怨甚深，倒是正可用以“反桂”。

    想到此，蒋介石也就打算“先利用他来对付‘桂系’；待收拾完‘桂系’后，再来对付他不迟”。

    于是，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讨逆军第一路追击司令官”，《命》其“率已被整编为‘第四师’了的原‘粤军第四军’旧部；与时任‘讨逆军第二路追击司令官’朱绍良，兵分两路、追击逃往鄂西的‘桂军’”。

    而此时，蒋介石见韩复榘驻军信阳，遂打算对他用心、以备后用；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人至信阳、将韩复榘邀至武汉相见。

    韩复榘到武汉时，蒋介石特意为他安排了超乎规格的欢迎仪式；并盛情款待，令韩复榘受宠若惊。

    宋美龄也对随同而至的韩复榘的“二姨太”纪甘青礼待有加，整天陪玩宴乐、讨其欢心；当听说纪甘青未曾到过上海时，宋美龄还陪她专程赴沪玩了几天，并赠予了二十万元银票、供其花销。

    这一切，确是令韩复榘感恩戴德、难以忘怀了。

    辞行时，韩复榘感慨地对蒋介石道：“复榘一个武夫，承蒙钧座不弃，感佩之致；今后若有用得到之处，榘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

    蒋介石闻后心中暗喜，他要的就是韩复榘的这句话；如此，“西北军”的基础开始松动了。

    且说，“李济琛被拘禁”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众皆愕然了；只是，“第八路军”的几员大将却意见相左。

    “第八路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与“第八路军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邓世增等人深感愤懑，《致电》南京质问蒋介石；并主张“联合‘桂系’与蒋介石抗衡”，以设法“解救李济琛”。

    然而，“第八路军第四军军长”陈济棠与“第八路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等人却打算跟蒋介石妥协。

    三月三十日，俩人《通电》表示：“‘粤军’为党国所有，不为一派一系之驱使。”并下《令》：“驻粤‘桂军’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撤离广东。”

    这么一来，正如蒋介石所料，“第八路军”顿时如同一盘散沙了，“粤、桂联盟”顿时破裂。

    而被“桂系”委以“湖南省政府主席”了的何键，见“蒋、桂战争”爆发，不由得心中忐忑了。

    因为，何键原非“桂系”；为主政湘局，才脚踏两只船地靠上了“桂系”；所以，虽是受《命》于“桂系”，却不愿为“桂系”卖命。

    而今，何键见朱培德、唐生智、张发奎都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广东的陈济棠与陈铭枢也《通电》“拥护中央”了；驻鄂“桂军”已经溃败，蒋介石似已胜券在握，自己该识途知返、留条退路。

    于是，何键派了他的心腹“幕僚”张慕先密往汉口，向蒋介石呈上一封亲笔《信》，就“倒鲁”一事请求“宽谅”的同时，竭力表示：“愿矢至诚，献身党国，拥护中央。”

    何键的态度，也正是蒋介石所需的；为促其“叛桂”，蒋介石表现得甚是大度、而既往不咎，并亲笔《手令》，非但保留了何键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之职，还《任命》其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令其“起兵讨伐‘桂系’”。

    于是，四月十一日，何键《通电》“拥护中央”；就这样，脚踏两只船的何键也公开背叛“桂系”而倒向蒋介石了。

    何键“叛桂”后，尚在鄂西与张发奎、朱绍良对峙的“桂军”见后路被断，顿时士无斗志、军心大乱了。

    且此时，四川的刘湘也被蒋介石《任命》为了“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已派遣其部将“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率部“由川东进入鄂西”，也来参与“讨桂”了。

    如此，败退鄂西的“桂军”更是两面受敌、如入绝境了。

    胡宗铎、陶钧等人自知再困守鄂西已非上策，而退归广西已无可能；遂通过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孔庚，不得不也向蒋介石表示：“愿解甲离鄂，但使数万部属有托，则感佩多矣。”

    蒋介石准允，让胡宗铎、陶钧等人“去往香港避居”，所部则均被收编。就这样，驻鄂“桂军”烟消云散了。

    蒋介石如此轻松地就击垮了“桂系”，心中真是乐不可言。

    然而，正在他高兴之时；谁知，他的“德国顾问”鲍尔却忽于五月六日暴毙了。

    有传言，说是“因为鲍尔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致使桂系速败，遭同情“桂系”的人记恨后、在一次宴会上被毒毙”。但也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