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讲一讲我在米国的事情 (第1/2页)

    讲一讲我在米国的事情。

    我三十多岁正式移民联邦，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拉菲亚学院和汉弥尔顿学院做过十几年的客座教授。

    但由于两国文化和政治差异较大，我的理念和联邦主流又格格不入，所以我最终放弃了身心俱疲的教育生涯，来到了唐人街上。用舅舅留给我的遗产，从国内聘请了湖南的大师傅，开了一家不算大的湘菜馆。

    国外湘菜的处境颇为尴尬，西方人虽然经常会在我这里竖起拇指大叫大嚷：“辣，但是非常好吃。”

    但其实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湘菜，什么又是川菜。经常有些混充懂行的人，来到我的餐馆里指着红烧rou，跟自己的朋友竖起拇指，用他那口硬的可以砸碎核桃的口音介绍道：“红烧rou，川菜，好吃！”

    起先我们的厨师出于菜系的自尊心，也用他那口一样不知道怎么学会的中式英语，上去跟客人解释说：“红烧rou，我们的毛先生喜欢吃的，湖南的，不是四川！”

    “哦，湖南毛先生喜欢吃的。”白人再次竖起拇指，“川菜好吃！”

    “湘菜，洗衣昂——香。”

    “哦，非常好，香香的川菜。”

    从此以后我们的厨师开始在后厨埋头苦干，发誓再也不去前台找刺激了。

    对于大厨的郁闷，我并没有过多安慰。因为我开这家餐馆，可不是为了什么致力于发扬湘菜文化，纯粹是为了纪念自己在国内的青葱岁月，顺便赚点生活费。

    最主要的是，可以找个稳定又干净的吃饭场所。因为，我懒得做饭。

    不过近些年生意不好做，米国的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们都已经大规模的失业，那些混在下层的黑人更是怨声载道。

    现在米国只有两个机构比较活跃，一个是各种NGO组织，他们忙着组织罢工和游行；另一个是联邦警察局，忙着镇压这些罢工和游行。

    就连饭店外的唐人街上，一向比米国人还安分的华人们都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

    大过年的，他们为了声援一个华人警察，也学着米国人四处串联，要求唐人街的华人们起码为了自己也得去抗议一下。他们也来过我的餐馆，在那一天拉走了我的厨师和招待，但却没有人邀请我。

    因为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拥有一颗红心的——白种人。

    他们觉得我不是华人，不是华人我就不会帮他们说话，这真的让我感到很遗憾。

    我知道我自己虽然留洋在外，但我很爱我的祖国，这份爱只会比他们深刻，一点都不会比他们少。如果不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压根也不会呆在万里之外，这个和我有着同样皮肤但不同心的国度。

    我的父亲是东欧人，有着斯拉夫和蒙古血统。他年轻时给第三国际工作过，但是第三国际在43年解体了，他也就跟随着失业。父亲无法理解当时国际这个做法，于是拒绝了苏联人的邀请，追寻的踪迹，只身来到了遥远的中国。

    从打算出发到来到中国，磨磨蹭蹭用了好几年，最后乘船辗转到了大连登陆。可是一踏上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才发现，日本法西斯已经跟随德国法西斯一样玩完了，这固然很好，但是延安居然也沦陷了！

    没有了延安这个目标，他也就不知道怎么去找心中的那个组织，在大连的街头上东游西逛了一个月，终于还是决定先找一份工作糊口。

    因为兜里实在是没钱了。

    谁知这一找居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时兵工厂的人站在一辆大卡车上招工，当时街上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背景，也没有人关心他们是什么背景，大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乱世中讨一口吃的。于是很多人都踊跃到了卡车附近，争先恐后的表示自己身强体壮，完全可以胜任一切工作。

    父亲也挤在里面，他当时想的是能不能找一个翻译工作。父亲虽然不是金发碧眼，但在当时，大鼻子加高个子也是非常惹眼的。招工的负责人一眼就看到了父亲，但是由于父亲的斯拉夫血统让他产生了误会，所以他用不熟练的俄语问道：“苏联人，布尔什维克，达瓦里希？”

    父亲是斯拉夫人但却并不是苏联人，他确实加入过本国的左翼政党，但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不过父亲看到对方的俄语熟练度仅能蹦出几个单词，他就明智的放弃了分辩的打算，选择在车下用中文高喊：“对，同志，达瓦里希！”

    于是他就在误会中被拉上了车，坐着卡车一路来到了大连兵工厂。在这里他认识了来自米国的女记者，并且凭借着斯拉夫血统的高大英俊征服了她，她后来也就成了我的母亲。但母亲却说，嫁给父亲纯粹是因为，兵工厂里只有和他在交流方面感到最方便。

    讲到人品和相貌，母亲一直觉得兵工厂里引信分厂的吴厂长才是最好的。

    解放后，大连兵工厂援建胶东机床附件厂，他们就一起脱离了兵工系统跟着跑到了大连的彼岸城市，在那里从事父亲的老本行机械。这家工厂是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父母也成了留在东方的外国专家。

    父母原本收入对比工人来说是很高的，不过他们后来一起联名向总理反应，说自己也是国家的一份子，不应该比其他人享受更好的待遇。于是他们的工资最终降到了比普通工人略高的水准，这可能也是那一代人独特的精神。

    父母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于是我也有了两个哥哥和两个jiejie，我是家里最小的，当然也是最得宠的。因为经济条件的制约，父亲家的亲戚我一直没见过，他们也没有办法来到中国。不过六十年代，外祖母倒是从米国用非法途径转道苏联，来到了东方暂住。

    至今我还记得外祖母看望自己的外孙们时的形象，除了提着一手袋的糖果，还扛着一颗小号松树！因为快过圣诞节了。

    这个圣诞节是我过得第一个圣诞节，吃的是猪rou炖粉条，我很满意。但是外祖母却有些郁闷，因为她发现五个孩子跟她的交流只有手和脚，他们居然除了老大会说点简单的俄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单词之外，都不会说英语！

    为了和孩子们能够顺利交流，教育业出身的外祖母决定要教我们这些白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