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第五节 达尔文说 (第3/5页)

样转变而成为适合于它的特殊的生活习性，我们就不能根据他的说法，有所了解。这一著作，在它初出的数版内，虽然显示出很少正确知识，而且极其缺乏科学严谨，但由于它的锋利，瑰丽的风格，却销传得很广。据我的意见，此书在英国有着极大的贡献，曾经唤起一般人士对于此项问题的注意，废除了成见，以备接受相似的学说。”

    喇嘛王：“这就是达尔文对此书的评说？”

    偌尔曼：“是的。在此后的1846年，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马留斯达洛在布鲁塞尔皇家学会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短小而精湛的论文。他的意见，认为新种由演变而产生的说法，似较分别创造的说法可靠。这个意见曾在1831年首次发表。”

    喇嘛王：“那么说，达尔文是同意他的观点了？”

    偌尔曼：“达尔文只是说了上面一段话。也没具体肯定他的新种由演变而成。”

    纪蒲泰：“为此，欧文教授在1849年《肢的性质》（第86页）写道：‘原型的概念，从生物体的种种变化情况表示出来，在这个行星上，远在实际例示它的那些动物种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

    喇嘛王：“那他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纪蒲泰：“他说：‘至于凭借什么自然法则或次生原因，使有秩序的继承和进展能实现于生物现象，我们尚无所知。’还有，1858年，他在不列颠科学协会的演讲中谈到：‘创造力的连续作业、或生物按规定而形成的原理’（第51页）。再后，（第90页），在谈到地里分布之后，他又说：‘这些现象，使我们对于新西兰的无翼鸟和英格兰的红松鸡，是各自在这些岛和为了这些岛而被分别创造的信念，发生了动摇。还有，应当永远牢牢记住，动物学者所谓‘创造’的意思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过程’。所以达尔文说：他更发挥在这个意见尔补充说当红松鸡等这类例子：‘被动物学者举作专门为了这些岛屿而被特创的禽类的证据时，他主要地表示出，他不知道红松鸡怎样会产生在那里，而且又专限在那里；同时，从这种表示无知的方式，也表示出他的信念，即岛和岛的起源，都是凭借于一个伟大的、最初的创造原因’。因此达尔文说：‘如果我们把同一讲演中的这些词句先后比较，用这句和那句对照解释，看来在1858年，这位哲学家不知道无翼鸟，和红松鸡最初如何在它们各自的乡土上出现，或者，不知道‘什么’过程，因而感到他的信念动摇了。’”

    喇嘛王：“达尔文这样说，好不好？”

    纪蒲泰：“达尔文这样认为：欧文教授的演讲，发表于即将提到的华莱士和我在林奈学会宣读物种起源学说之后。当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作者与许多其他人士，完全被欧文教授的‘创造力的连续作业’之类的说法所迷惑，认为他和其他古生物学者一样地坚信物种是不变的。但是根据他的《脊椎动物解剖学》第三册第796页所说，在我似乎是一种荒谬的误会。”

    喇嘛王：“荒谬的误会这话该怎么讲解？”

    纪蒲泰：“所以达尔文说：在本书的最近一版，作者曾根据他在《解剖学》第一册上，有关‘模式型’的一段话（第35页）而推断他的意见，认为欧文教授亦承认自然选择作用对于新种的造成颇有关系，此项推断即便在目前看来，仍属正确合理。”

    喇嘛王：“在达尔文看来，怎样才能正确合理？”

    纪蒲泰：“因此在他说：但根据该书第三册第798页所说，这又似乎是不正确而缺乏根据。最后，作者曾摘录欧文教授予伦敦评论报记者的通讯。从这篇通讯，该报记者和我本人都觉得欧文教授在表示，他早在我之前已发表了自然选择学说。”

    喇嘛王：“对此，达尔文怎样表示？”

    纪蒲泰：“他说：对此声明，我曾表示惊奇与满意。然而据我所能了解的他最近发表的某些章节（同书第三册第798页），我又是全部或部分地陷于错误了。”

    喇嘛王：“那说明达尔文的理解也模糊了！”

    纪蒲泰：“不过，他说：有一点我值得引以自慰的，就是别人也和我样，对于欧文教授的议论矛盾的文章，也是觉得难以了解，难以调和。至于自然选择学说的发表，欧文教授是否在我之前，那不是紧要的问题。因为在本章已经谈过，远在我们之前，尚有威尔斯和马修两人。”

    喇嘛王：“那这还是未得到达尔文的默认？”

    偌尔曼：“因此达尔文，也不再辩论，他只是说：小圣提雷尔在他1850年的演讲内（其摘要刊载于1851年1月出版的《动物学评论杂志》，很简略地申说了他的信念，就是：‘在同一环境条件下，种的特征固定不变，但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则能引起变异。’他有说：‘总之，我们对于野生动物的观察，已证明物种的有限的变异性。根据野生动物变成家养，或家养动物再度变为野生的经验更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经验更证明了这样发生的差异可以达到属的特征水平。’在1859年出版的《自然史通论》（第二卷，第430页）内，小圣提雷尔对于上述理论，有进一步加以发挥。”

    喇嘛王：“他这样的理论对不对？”

    偌尔曼：“达尔文是这样说的：根据最近发表的一种分送的小册子，弗莱克博士于1851年已在《都柏林医学报》上，发表了他的主张。”

    喇嘛王：“那是什么样的主张？”

    偌尔曼：“那还得听达尔文说：他认为所有的生物种类，都是从最初的一种原始类型传下来的。但他所根据的理由和题材的探讨，却和我极不相同。现在弗莱克博士又发表了他的《从生物的亲缘关系解释物种起源》一文（1861年），所以要费力叙述他的观点，在我是多余了。”

    喇嘛王：“那是达尔文不想费力阐述了。”

    纪蒲泰：“因为他对弗莱克博士的观点有疑问。所以达尔文讲：斯宾塞先生于1852年在《领导报》发表一文（1858年重刊于他的论文集中），对于生物的创造和发展论，作了精确有力的对比。他根据由家养而来的性壮的对比，许多物种胚胎发育的变化，种与变种的不易区别，以及各类生物形体的等级性等数点，认为生物的种，都是经过了变异，而以环境的改变作为引起变异的原因。这位学者还根据每一智力，或才能必然是逐渐获得的原理来讨论心理学。”

    喇嘛王：“他们那些变异的理论，为什么有牵扯到心里学？”

    纪蒲泰：“达尔文是这样说的：1852年，著名植物学者偌定先生，在一篇关于物种起源的卓越论文里（原发表于《园艺评论》第102页，后重刊于《博物院新刊》第一卷，第171页），明确地表示他相信，物种的形成和栽培植物变种的发生情形相似。他把后一过程归功于人类的选择力量，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