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子当如孙仲谋！ (第5/6页)


    公元222年，孙权被封为吴王，定都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

    曹丕为了增强对江东的遥控，要求孙权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魏国都城做人质。孙权始终不肯，总是找借口推辞，最后曹丕以此为借口，说孙权心不诚，于是发兵攻打江东。孙权为了对抗曹丕，又派人向刘备请求和好，刘备此时也无法收回荆州，为了集中力量治理好后方，也同意了。

    江东和魏国断交，和刘备重新修好，这使曹丕很是恼火，亲自率领军队讨伐东吴。孙权采纳了徐盛的计策，一夜之间在长江南岸用木桩和芦苇造了无数的假城楼，连绵数百里远。第二天，曹丕以为江东早有防备，只得丧气地退兵而去。

    黄武八年（公元229年），孙权趁魏明帝年轻（时年26岁）、吴国与蜀汉关系较好的时机，称帝建立了吴朝，改元黄龙。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国时期的吴国大帝孙权。

    晚年昏庸，滥杀无辜

    到了晚年，孙权却像很多的皇帝一样昏庸起来，这也许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如隋文帝杨坚也是如此，到了晚年破坏法制，结果在隋炀帝的继续“努力”下隋朝终于灭亡了。孙权在晚年上了公孙渊的一当：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派来使者向孙权称臣，这时的孙权还没有正式称帝建立吴国，但是大臣们已经有人开始劝进，让他做皇帝了。公孙渊的称臣让孙权非常高兴，打算派使者去封公孙渊为燕王，还要派将领率兵一万一同前去，文武大臣都极力劝止，说这是公孙渊背叛魏国之后受到了魏国压力，想利用江东来对抗魏国。根本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只派个使者去就行了。孙权不听，还是派了使者和将领前去。张昭见孙权如此刚愎自用，一气之下装病在家。孙权也很生气，让人弄来土将张昭家的门堵住，张昭更干脆，让家人从里边也用土堵住，自己也不出门了。孙权比其他时期的一些皇帝毕竟还是宽厚了许多，和大臣斗气也很有风度，不是任意杀戮，而是采用堵家门的方式来泄愤，一来出了气，二来也不会影响到大局。孙权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生了气，要杀一个大臣，因为别人劝说而没有杀成。等第二天大臣们说起此事，他竟什么也不记得了。孙权非常懊悔，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以后他醉酒之后如果再要杀人，一律不准杀。

    这次，孙权果然上了公孙渊的当，公孙渊杀了孙权派去的使者，又归降了曹魏一方，孙权大怒：“我活了六十岁，还没有被这样的人所骗，要不杀掉这个鼠辈，我还有什么脸面在皇帝位置上坐着！我一定要亲自去杀了这个小人，以解我心头之恨。”在大家的苦苦劝说下，孙权终于没有发动这次没有结果的战争。

    自古老年皇帝的猜忌心理比一般的人要重得多，孙权也没能逃脱这个规律。他为了监视文武大臣，专门设置了两个官职：校事和察战。这使很多的大臣无辜受到陷害，但孙权却还大加重用这些校事官。孙权晚年的这些错误也大大地伤了大臣们的心。

    公元251年的冬天，阴历十一月，孙权在到南郊祭祀天地后便得了风疾，十二月，孙权知道自己时间不长了，急忙将大将军诸葛恪召回来委托后事。第二年的四月，孙权病逝，终年七十一岁，谥号“大皇帝”，庙号太祖。所以后来便称他为东吴大帝孙权。

    编辑本段对江南的开发

    在开展军事、外交活动和扩大地盘的同时，孙权注重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他接替其兄主事不久，大约在建安七八年个即开始推行屯田。东吴屯田分军屯和民屯，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等职官管理，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须种田，免除民役。屯田地区分布很广，屯田的军民多少不等，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东吴屯田的规模可观，且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也较先进。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陆逊以所在少谷，上表请令诸将增广农田一拓开屯田只孙权回报说：“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孙权同意扩大屯田面积，并将驾车的牛改作耕牛，亲自耕田，鼓励将吏屯垦。

    孙权也注意兴修水利，他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又于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作堂邑涂塘(即今江苏六合县互梁堰)，此外，还开凿了几条运河，这些运河既是内河航道，又有灌溉作用。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孙权多次宽赋息调，夺取荆州后，“尽除荆州民租税”，并下令诸将要居安思危，加强武备，崇尚节俭，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下令说：“军兴日久上民离农畔，父子夫妇只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人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其后，于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正月下诏：“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要求放宽催收农夫所欠租税，并不要再征租赋，又于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正月下令禁止“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以保证春耕正常进行。

    编辑本段对航海事业的经略和认识

    孙权为扩大势力，曾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吴军势力达到了夷州(即台湾岛)，揭开了大陆与台湾交往的历史序幕，孙权还进一步巩固了对交州的统治，积极派人与徼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诸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后，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诸国，与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

    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范旃大将范寻为扶南王时（245～251），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和南海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两人归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这是研究东吴与外国交往的重要资料，可惜二书均已遗佚，仅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中残存一些片断引文。

    在吴韦昭的《吴鼓吹曲·章洪德》中，对当时东吴和南海诸国的来往有如下描述：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壤。东吴时代，南海诸国和东吴的海上贸易络绎不绝，东吴的船只“弘舸连舳,巨舰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跱,时仿佛于方壶。”各国商船往返两地，可以说是东吴航海获利最大之处。据万震《南州异物志》上记载，当时在南海上还有波斯（伊朗）、天竺（印度）大海船远来贸易，而在吴“黄武五年[应为嘉禾三年至六年（公元234－2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