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 (第4/7页)

的说法，“中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80斛粮食，“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20斛粮食。以此折算，袁汤的月薪约为8500元人民币，马融的月薪约为5700元人民币。汉代的粮食生产率和经济规模远不及现代，所以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都属于高薪，足够这些高官购置几座宅邸，娶几房妻妾，养十几个子女了。

    古人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豪门联姻在汉代并不罕见。不过，袁隗与马伦此次婚姻却是开国元勋后裔与新贵之间的联姻，马家与袁家又都是海内闻名的书香门第，其中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深不可测。

    马融的开国元勋后裔身份并非浪得虚名：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马融的父亲马严也是社会名流。马援南征交阯时，听说马严和弟弟马敦喜好评论他人长短，便从南方前线写信，规劝两人收敛。这封信文词恳切，富有哲理，后来以《诫兄子严、敦书》之名，被收录入《古文观止》。自从马援的女儿嫁给汉明帝为皇后之后，马家便富贵发达，与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与阴氏合称东汉的“外戚四姓”，子孙世袭侯爵，合称“四姓小侯”，被蔡邕誉为“婚姻帝室，世为名族”。顺帝一朝正是东汉帝国深陷汉羌战争泥潭的时代，而马家不仅是外戚和将门，而且还是关中望族，所以马融和哥哥马续、族弟马贤都被朝廷委以西北国防重任：马续任度辽将军，马贤任征西将军，马融在去荆州担任南郡太守之前，也在汉羌战争最前线的武都郡担任太守。

    戎马之余，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学问，尤以马融的名气最大，成就最高。汉顺帝时期虽然在军事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马融是传奇女学者班昭的学生，后来与张衡、王符、崔瑗、许慎等一流学者结为密友，广泛吸收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又能取长补短，所以被公认为当时最渊博的学者。马融仿效孔子，广收门徒数千人，其中能进马家大门的有400余人，而有资格升堂入室，当面向马融请教的只有50余人。除了这不足500位高徒之外，其它的几千人只能候在门外，向那些大师兄们请教。北海人郑玄不远千里到马融家求学，过了3年都没能见上老师一面。更有甚者，马融的生活作风奢侈放~荡，经常坐在紫红色的大帐内，让学生们跪在帐前，让歌伎舞女列在周围表演，很少有学生能不分心。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所以后世的学者讲课就被称为“设帐”。

    因为过度追求时尚，“二千石”级别的俸禄难以满足马融的物质需求。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档生活水平，马融利用为官之便，四处贪污纳贿，因此饱受责难，马续的女婿赵岐就因此与他绝交。这位赵岐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最早重视并研究《孟子》的学者之一，其名著《孟子章句》至今仍是《孟子》最权威的注释参考书。后来，赵岐主持调解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冲突，公孙瓒曾经把他比作周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周公和召公。然而，马融尽管是个令亲友和民众反感的贪官，毕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东汉首席学术权威的地位无可动摇。

    马家人才辈出，在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中，马日磾、马腾、马超等人都是马融的亲戚。马融的学生之中，以卢植、郑玄等人最为著名，而公孙瓒、刘备等人是卢植的学生，崔琰、程秉、国渊、郗虑、王基等人又是郑玄的学生。这样看来，马融真可谓“门生遍天下”。

    与马家不同，袁家并非东汉的开国元勋，而只能算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的所谓“公族”。新郎袁隗的父亲袁汤是光禄勋袁彭之弟，司空袁敞之侄，侍中袁京之子，司徒袁安之孙。世卿世禄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东汉后期虽然还称不上“下品无士族”，但“上品无寒门”却俨然已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作后盾，是难以在官场上长期立足的。

    袁家祖籍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西)，相传是虞舜的后裔。春秋时期，袁家成为陈国的主要贵族，其后代也大都定居于周边的原陈国版图境内，直到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项城人袁世凯，都没有离乡远徙过。自从袁安的祖父袁良开始，这个家族在《孟氏易》的研究领域内颇有成就，受到东汉政府欣赏，兴旺发达起来，有了些豪门气象。

    汝南袁氏家族简化谱系

    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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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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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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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赏袁京袁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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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彭袁汤袁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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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贺袁平袁成袁逢袁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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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闳袁忠袁弘袁基袁绍袁术袁懿达袁仁达袁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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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皉袁谭袁熙袁尚袁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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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滂→袁涣

    《孟氏易》是西汉学者孟喜撰写的《易经》学专著，将战国时期新兴的阴阳学、天文学和历法学知识与传统的周易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易经学派。在玄妙的“卦气”领域，孟喜的建树特别多，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但《孟氏易》中也掺杂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特别是它与两汉时期流行的图谶结合起来，用异常天象预测人事吉凶，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袁家世代沉迷于此书，袁绍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长达三十余万字的易学专著《难记》，袁绍的堂弟袁满来病逝时虽然只有15虚岁，也被蔡邕誉为“明习《易》学，从诲如流”，所以袁家成员的思想无法不受其毒害，后来袁绍、袁术兄弟的历史悲剧也证明了这一点。

    袁家的崛起，与东汉的时代大潮息息相关。公元60年前后，汉明帝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希腊化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借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时又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称，释迦牟尼就是晚年经秦国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与道教其实是一回事。很快，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成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但拜佛颂道并没有给刘英带来安宁和幸福，他在公元70年被指控谋反，失去王爵，次年便自杀了。“楚王案”迅速扩大化，前后共有上万人遭到牵连，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开国元勋、知识分子。在这种局势下，袁安出任楚郡太守，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拯救了四百余家嫌疑犯的生命，从此名满天下，官运亨通。

    公元83年，袁安升任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并督造近卫部队使用的武器。当御驾出行时，太仆常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