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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起来，又委实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代替会议。其实，大家都明白，办事的功夫全在台下而绝非台上。

    我曾经狭隘的认为，可能有的领导偏好在台上大呼小叫的感觉，非要如此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虚荣心。不过，这样的念头只能想，想不犯错误，话可不敢乱说。

    前任********曾试图改革这种会议方式，创造性地把领导讲会变成领导听会，刚开始的时候，方面大员们因为拘谨三言两语就完了事，********便批他们不专心研究工作。岂不知现在早已不是人才匮乏的年代了，每位方面大员都有一个文字功底不错的秘书班子，从那以后，他们每逢开会都要准备厚厚的一摞材料。

    有一次，县里决定听取各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规定每个人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某镇委书记讲了两个小时还没有点到正题，书记便提醒他注意时间，他瞥了一眼一贯以面带笑容来保持风度的书记，误以为鼓励他讲下去，便眉飞色舞地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到精神文明建设到政治文明建设一路讲下去，讲得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文采飞扬声情并茂无异于一篇优美的散文，恰逢书记有事外出别人又不好打断他，只要任他讲，待他终于讲到正题后，意义、认识、措施等大项各自分列为若干小项讲了足足又两个小时。其他的人争相效仿，就这样原定一天的会议开了足足一个周还没开完，关于会议的改革自然也不了了之。

    再说这天的会议中午只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便早早开始了，恰值春末夏初的乏人时候，我只得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把文件材料整齐地摆到桌上，翻开笔记本，手拿着笔，低着头，状似在极认真地听会记录而实际上却早已魂游天外。这本领当然得靠修炼，若是修炼不成，又要不被点名批评，恐怕只有遭罪的份儿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书记突然提到了我，迷糊中我误以为是他看出了破绽在批评我，心中一颤，不自觉地打量了一下周围。原来，具备我这种特异功能的人不在少数，而我的同桌必是觉少的那种，他正在创作一幅牛皮吹破了气球的漫画，看得出来，他已具备了极高的造诣。

    书记当然不是在批评我，我忙坐直了身体，抬起头，目光正好对上他已讲得发亮的眼。只听他抑扬顿挫地说道，人得务实啊，同志们，E镇的郑存智同志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嘛，我看，咱们县最务实的就数存智同志。之后，他又列举了不少关于我务实的例子，他的话极具感染力，把我都感动了，尽管他列举的例子有不少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干没干过，他又如何得知？

    有经验的人绝不会去相信领导会议上的讲话，只要想抬你，丑八怪也能夸成一朵花；反之，纵使天仙，可能连妓女都不如，而且肯定有许多你不得不服的事实和理由。

    我曾经的一段经历或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那还是我刚踏入政口的那年，我陪当时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去各村检查三秋倒茬，适逢他的一位战友回来探家，没来得及检查，他便带我去他战友家喝酒。酒喝了一天，晚上我送他的时候，他醉得两腿已无法站立。第二天，在全镇机关干部大会上，他照样把检查讲得绘声绘色，所点问题无一不切中要害，搞得一帮管区主任耷拉着脑袋禁声不得。我虽感到好笑，但对他的这套功夫着实佩服不已。事后，我趁他高兴问及此事，他毫不掩饰地说，干长了，问题在哪里都是明摆着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又有谁会蠢到在会上就与你争执的程度？

    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书记之所以下午对我有了如此大的变化，必是因为上午他曾离开会场接过的那个极其重要的电话。

    念头一旦涌上便越来越觉得象，分明就因为那个电话，要不然，他急匆匆地离开会场能去干什么？便竭力地去想象这个电话的主人和内容，莫不是我久违了的那个电话？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会议竟不再显得漫长，很快就散了。他又亲热地叫住了我，却不象有什么话要说，只脸上带着笑，两只肥胖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连连说，小郑不错，嗯，不错，可要多出政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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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政绩，那可是“官”孜孜以求的东西，有谁不想在自己的任期内轰轰烈烈地干出一二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呢？要说不想，那绝对是假话。然而，多数人都平庸但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任期。

    我自信自己不是个平庸的人，因此从我刚做镇委书记那天就十分注重政绩，尤其是一番经历后，这种念头变得更强烈了。

    这做官，能够经得住风浪的后台和机智敏锐的处世妙方固然重要，政绩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岳父曾多次告诫过我，工作一定要做到明处，哪怕只做一件也一定要让人能够感受得到。政绩是一把双刃剑，弄好了风光无限平步青云，弄不好必然要迟滞自己前进的脚步，有时候甚至会搞得身败名裂。

    到目前，E镇的二十位镇委书记当中只有建国后的第三任后来提拔做了县委副书记，这是唯一一位从E镇提拔起来的干部。他带领全镇人民战天斗地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从而根治了E镇的内涝问题，至今仍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还在引以为豪地念叨着他的功劳。除此之外，还有几位颇值得一提：

    一位是第十四任，他在E镇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计划生育，一件是消灭工业空白村。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长期的传统的小农意识中解脱出来，这两件事在当时被公认为是天下最困难的。计划生育是包括他在在内的所有人都想不通的工作，而发展工商业则只有他一个人能想得通。

    他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敢说敢干，手段强硬，但绝不胡来，他认为，干部干部，先干一步，难事干部必须带头，正人先正己。所以，只生育了一个女孩，他就背着媳妇到医院做了结扎手续，一心想要儿子的媳妇自是不依不饶，他因自觉理亏便经常被媳妇抓挠得满脸血槽而落下了个怕媳妇的名声。但在工作上理直则气壮，他率先喊出了“砸了锅，戳了窝，计划生育不能拖”的口号，经过三年的高压态势，随着E镇日益膨胀的人口规模终于得到控制，他土匪头子的外号开始蜚声镇内外。

    之后便是消灭工业空白村，这项工作毕竟不同于计划生育，最难做的是干部的思想工作。为此，他挪用了镇里的计划生育超生罚款率先办起了镇办工业，本想给村官们一个示范，谁曾想因市场的原因未及开业便纷纷关了门，反倒把村官们给震住了。

    这是县委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不肯就此罢休，便组织镇委班子轮番带着村官们外出参观考察，村官们眼界倒是开了，也开始跃跃欲试，但没人敢去打这风险极大的第一枪。他把规模稍大一点儿村庄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