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七十九章 颍川太守欲立功 度辽将军救郡南 (第3/3页)

军可能会转掠郡南的情况下，如果坐视不管，往小里说是失职，往大里说就是“畏懦不敢击”。依照军法，畏懦当斩。

    太守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当郡中有战事的时候，亦要受到军法之约束。

    两汉的军法是很严格的，只要触犯了军法，不管是功侯名臣，抑或是勋戚后人，都要受到严惩。如前汉孝武皇帝时的名臣博望侯张骞就曾“坐以将军击匈奴，畏懦当斩”；本朝开国功臣邓禹之子邓鸿在从窦宪击匈奴时，以行车骑将军之尊，也因“坐逗留失利”，而“下狱死”。

    张骞、邓鸿尚且如此，何况颍川太守？

    事实上，只凭颍川太守“不听钟繇谏言，放纵波才、肖谦，致使贼兵四起，全郡糜烂”这一条，在平定黄巾军后，他恐怕就难逃死罪。对这一点，他大约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恶死求生，乃人之本性，不到定罪的那一天，他总是难免心存侥幸，故此，无论是失职也好，又或畏懦也罢，就他想来，那当然是能逃掉就逃掉，这条罪名能不加上就不加上。

    反正南下击贼的是周澈，不是他。即使周澈战败身死，最少他没有“畏懦”。

    “府君的心思咱们皆知，可南下击贼的是你，不是他。你带来的四千余并州兵士皆为新兵啊。吾闻前几日波才围城，此贼亦略有智谋，不是庸才，今以我区区四千仓促新成之卒击之，以寡击众，无异以羊饲虎！你这....你这，唉，明知必死而为之，智者不取。”荀攸痛心疾首。

    周澈微微一笑：“于形势而言，此事不能为。于情理而言，此事必须为！”

    “此话怎讲？”

    “君家和吾家，州郡之望也，今郡南有事，焉可不救？急君所忧，此为忠；救人於厄，此为义。今若畏懦不救，则不忠不义，必为郡人笑。此其一。”

    “其二呢？”

    “同袍之义，成败同之，府君若因郡南事而坐律法，吾为援豫客军，亦必受世人之讽。此其二。”

    “主公！可还有其三么？”方悦在一旁搭腔道。

    “有。”

    “愿闻之。”荀攸点了点头。

    “公达啊！读史书，观古人行事，唯有能为人所不敢为者，方才能够得到世之竞慕。唯有周旋於死生之间者，方才能够成就卓特之行。是以古人言：非历险厄不足以成英雄，非经忧患不足以为豪杰。今贼兵纷乱，大丈夫建功扬名之时也。丈夫生於世，为取功名，何惜身！此其三！”

    夜风掠过道旁的常青松柏，吹拂衣上，颇觉寒意。

    两汉的世风是刚烈进取的，一方面，人们视急公好义、尚气轻生的人是节cao之士，不吝给他们崇高的美誉，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讳言功利，“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此非士之情也”。

    大凡士子都有强烈的发奋进取之精神，为了功名事业，可以舍弃性命不要。汉武帝时的名臣主父偃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固然是极端之言，可由此也可见当时之风尚。

    周澈所说的“其一”、“其二”这两点也是很重要的。周氏是州郡望族，太守不说还好，他已经把请周澈南下、解救郡南百姓的话都说出来了，周澈身为周氏子弟、身为朝廷大吏，怎能拒绝？

    于私、于公，他都不能拒绝。如果拒绝，那就真是不忠不义了。

    这和先前在堂上议事时，郭图为顾及自己在郡中的名声而虽对韩撼固请太守救援郡南不以为然，却也没有直斥其非是一个道理。

    尽管明知救援郡南很危险，但不管有什么样的客观理由，作为周氏氏子弟，作为度辽将军，都不能不去救。不敢去救，就会损害名誉。两汉之人，对名誉的重视远胜其它时代。名誉若有损，那真是生不如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荀攸聪明达识，对这些道理也不是不知，只是他与周澈一见如故，很是投缘，实如兄弟，当然不愿眼睁睁看着周澈自投险地。他这也是关心则乱。

    听完周澈的话，他叹了口气，说道：“舍生取义之理，吾亦知之。唉，只是此去太过凶险，胜算太小啊。不过细细谋划却也不是全然没有胜算。”

    周澈问道：“公达，你以为我部若然南下，如何才能取胜？胜算却在何处啊？”

    荀攸被周澈一说，知道埋怨也没有用，早在堂上周澈刚刚答应太守时，他就开动脑筋，为此忖思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考虑，他倒是确实想到了一个取胜的办法。

    “为今之计，四字而已。”

    “哪四个字？”

    “里应外合。”

    “里应外合？”

    这四个字说得很是含糊，什么是“里”，什么又是“外”？但周澈却哈哈大笑：“今敌众我寡，吾军又尽是新编之卒，难以用堂堂之阵取胜，欲要破贼，非借外因不可。确如公达所言，为今之计，只此一策啊。”

    周澈、荀攸的“里应外合”和“非借外因不可”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

    简单来说：就是击敌人之短。

    黄巾军的短处是什么？他们的短处就是他们的长处。他们的长处是“人多”，他们的短处也是“人多”。人多，所以势众，但因缺乏必要的训练，人多又是他们的短处，会造成他们在组织与编制上的混乱。通过前些天的守城，周澈、荀攸都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黄巾军各个营头的军卒分别来自郡中各个县、乡，彼此不熟，当他们攻城之时，号令不一，当他们宿营之际，杂乱无章。这就给了周澈们利用的机会。可以利用这一点，或者遣派细作潜入其内，或者用别的办法使其内乱，然后趁乱取之，借以取胜。

    荀攸所说的“里应外合”，“里应”即此意也；周澈所说的“非借外因不可”，“外因”也即指此。

    当然了，至於该怎么“里应外合”，该怎么借用“外因”，还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眼下尚不好说。毕竟荀攸虽有智谋，并非“多智近妖”，不是掐指一算，就能尽知敌事，便能克敌制胜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俩的思路一致：我军欲要取胜，只有从敌人的短处下手。

    周澈也是这样认为的。

    二人意见相同，对视一笑，都不禁油然升起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奇异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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