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四章 (第2/2页)

立功，深受武则天赏识，但他看到朝政日非，见机而退，弃名避世，归隐飞升，重返天界。

    作者自视甚高，认为《禅真逸史》“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

    主观意图是把歌颂英雄豪杰替天行道的《水浒》与匡扶汉室的《三国》糅合起来，创作出与二书并驾齐驱的杰作。

    但是作者的思想境界、艺术才能远远不及此二者，所以《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只能属于三流作品。

    首先，作者歌颂的英雄人物林澹然、瞿琰虽然武艺高强，法力非凡，也有扶困济危的壮举。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徒具英雄之躯壳，缺少英雄之灵魂，就是缺乏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叛精神，而是趋时避害，明哲保身，甚至消极退隐。

    其次，从艺术上说，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高，对创作素材缺乏提炼和选择，因而平铺直叙，主次不分，甚至繁枝弱干，喧宾夺主。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想把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揉为一体。

    同时，杂以、人情小说的笔法，反映了明代末年各类小说发展之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趋势。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条规律，在其他小说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部小说比较可取之处，在于对世情的描写。

    作者生活在晚明，这是社会极为黑暗的时代，他对官府的黑暗，世风的颓败，深恶痛绝，借小说创作，抒发其愤懑之情。

    他同情人民起义，认为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当瞿琰听到羊雷等人造反时说:“草莽之中，岂无豪杰之士，可恨州县官吏恃才傲物，任性妄贪，不能抚恤英雄，必凌逼以致叛乱。”

    这部作品反映了上自权豪势要，下及市井小民的生活，对吏治的腐败加以充分的揭露。

    作品描写钟守净、华如刚等和尚骄奢yin逸，敲诈勒索，暴露了道观佛门藏污纳垢，使披着宗教外衣，作恶多端的和尚道士原形毕露。

    作品描写瞿天民学儒、从医、经商的种种波折，反映了当时细民生活之艰难。

    瞿天民家中二个媳妇合谋，预备害死小叔，独吞家产，瞿天民托人寻找坟地，地痞帮闲敲诈勒索，从中渔利等都活脱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

    总的来说，《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相比，前者写英雄豪气为胜，后者以描写世情见长。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语言简洁明畅，自由活泼，铺事状物，绘声绘形。

    尤其是使用方言俚语，受到了图貌传神的艺术效果。

    方言俚语有“这叫竹管煨鳅——直死”、“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早死早托生，依然做后生”，“只图个醉饱，那管猪拖狗咬”，“懦夫生中寻死，好汉死里求活”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生活阅历和语言的功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没有民主。

    封建法律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有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一面，也有调节与制约阶级矛盾的一面。

    法律的正确执行，既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也可以防止超越法律许可程度的压迫与剥削，为的是防止广大人民起来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从而推翻统治者。

    但是，在人民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法律的施行完全取决于官吏，官吏清廉，法律就执行得好一点;官吏贪酷，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

    而且，统治阶级往往不满足法律所规定的种种特权，总要千方百计地谋取法外特权。

    对于这些法外特权，敢不敢加以抑制以至制裁，也完全取决于官吏。

    刚正不阿的官吏敢于制止法外特权，谄媚逢迎的官吏就会放纵恶霸豪绅横行不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屈打成招，冤狱遍地，成为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

    尽管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呻吟，想清除这种沉重的迫害，但他们还未觉悟到必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希望执法如山的清官。

    当清官难寻的情况下，又寄希望于民间的豪侠出来为他们伸冤。

    这就是产生公案侠义小说的社会原因。

    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立发展的两个流派，但到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公案侠义小说，尔后又分为二支。

    公案小说逐渐衰歇，而侠义小说在清代末年大为兴盛，发展为武侠小说，到了廿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又掀起高潮，不肖生、赵焕章、顾明道、李寿民、白羽等人的武侠小说风行一时。

    到了五、六十年代，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蔚为大观，金庸、梁羽生、古龙三大家影响颇大，虽已与清代武侠小说面貌不同，但也还留有古代武侠小说的痕迹。

    公案小说，以清官断案折狱为主，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

    《史记》中的循吏和酷吏列传就孕育着公案小说的种子。

    魏晋南北朝小说，如《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勾勒了于公的清官形象。

    记述狱讼事件的书，在五代时就出现了。

    五代时和凝的《疑狱集》及其子的续作、宋郑克的《折狱龟鉴》和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都是。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将案件分门别类的编纂方法，对后世的公案小说有明显影响。

    但是，赋予公案以文学性质，大概从南宋的“说公案”开始。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帖和尚》等就是著名的公案小说。

    与此同时，元代出现了大量清官戏，现在保留下来有完整剧本的还有十六、七种，其中写包公断案的有十一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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