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五章 (第1/2页)

    此后到了明代，出现了《百公案》、《龙图公案》等小说和《明成化说唱词话》中有关包公故事的词话八种。

    以及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产生了《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作品。

    到了民国以后公案小说逐渐消亡。

    并且需要说明，在公案小说中清官形象有个演变的过程。

    比如在宋元话本、优秀元杂剧、《明成化说唱词话》的部分作品、《包公案》部分故事中，清官是人民愿望的化身，是人民美好理想的体现。

    主要表现是:包公斗争的对象，他的对立面不是市井小民，也不是一般的窃贼强盗、jianian夫**，而是“权豪势要”，即大贵族、大官僚、大恶霸。

    这些作品中受害者不是消极等待、乞怜，而是奋起反抗。

    包公断案手段主要不是靠神灵启示，而是靠智慧，靠调查研究，靠人民支持。

    清官身上寄寓了人民群众的美学理想。

    不畏权势，清正廉洁，勤俭朴素等美好品格，是理想化的，并非封建官吏所具有的特性。

    在元杂剧和公案小说中还存在另一种清官，即神化的清官。他们斗争的对象不是“权豪势要”，而是窃贼强盗、jianian夫**。

    提出的不是大贵族、大恶霸压迫人民的问题，而是偷窃jianianyin这些社会伦理道德问题。

    当然这些社会丑恶现象也是封建统治腐败的产物，但把当时社会问题仅仅归结为盗贼横行，**邪恶，显然回避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在这些描写中又打上了很深的封建道德的烙印。

    清官断案既不靠智慧，也不靠调查，而是靠神灵显身、神佛托梦、鬼魂诉冤等等，所有案件审理几乎全靠鬼神，使这些作品带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

    清官形象因此也逐渐失去光彩，逐步偶像化、公式化，成为神化的清官。

    前面所说的两种清官形象，大体上都是民间的产物，没有直接介入朝廷的重大斗争。

    到了明代，清官形象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民间的清官转化为积极参与朝廷忠jianian斗争的忠臣形象。

    标志着这个转变的是《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仁宗认母传》和《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中仁宗认母故事。

    清官所断的已不是民间的冤案，而是皇帝家族内部争夺王位的大案，清官成为与朝廷中jianian臣斗争的忠臣。

    清代《三侠五义》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他们斗争的对象已不是jianian夫**、窃贼强盗，也不仅仅是横行不法的“权贵势要”，而是“常怀不轨之心”、“反迹甚明”的jianian臣或帝戚，这些上层贵族人物不但欺压百姓而且觊觎皇权，阴谋叛乱。清官从折狱断案型变为除jianian平叛型了。

    到了《施公案》出现，清官形象又进一步演化为镇压人民的刽子手。

    他们要断的已不是民间冤案，而是人民造反的钦案;要镇压的已不是谋反的叛臣，而是于六、于七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

    清官从除jianian平叛型变为灭盗平叛型。

    在优秀的公案作品里，清官斗争的对象是“权豪势要”，重点是反恶霸，是代表人民向统治阶级中的官僚恶霸作斗争。

    神化的清官，重点是反盗贼、流氓，它们虽然没有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所揭露的仍是封建统治下的腐败丑恶现象。

    忠臣型清官，重点是反jianian臣，清官忠臣色彩大大加强。

    清官从统治阶级外部转向统治阶级内部，从代表人民向统治阶级中特权人物作斗争转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即清官为审理皇家的冤案，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为巩固皇权而斗争。

    但是，清官还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向邪恶势力作斗争，它的斗争对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jianian臣，而不是农民起义。

    《施公案》等作品重点是反对农民起义，它使斗争从统治阶级内部又转向外部，即清官为平定农民起义而斗争。

    这样，清官就完全成了统治阶级的奴才和鹰犬，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清官断案的故事完全丧失了它的积极意义，公案小说也随之而湮没。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是密切联系但又自成体系的，它们按同样的轨道发展。

    侠义小说，以豪侠仗义行侠为主，歌颂重义尚武、扶困济危的侠客，《史记》中《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视为侠义小说的滥觞。

    在汉魏六朝的小说中，《吴越春秋》中的《越女试剑》，《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李寄斩蛇》，《世说新语》中的《周处》等等已展现武侠小说之雏型。

    到了唐代，侠义小说达到高潮，中晚唐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侠义小说，如《虬髯客传》、《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

    宋元话本中“朴刀杆棒”和部分公案类作品也是侠义小说，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等。

    从唐代到宋元，豪侠有两类:一类属于个人仗义行侠的，他们主要是凭靠自己的武术和技艺，或拳法剑术，或飞檐走壁，去完成惊险的救困解危的英雄行动，在戏曲舞台上属于“短打”一派，后代的侠义小说主要继承了这一类。

    另一类则先是个人行侠，后加入集体，表现出豪侠的群体性，如《水浒传》、《杨家将》等，发展为英雄传奇小说，它们已不单是个人行侠，而是集体反抗。

    他们已不单单是靠个人的飞檐走壁或拳术刀法，而是运筹帷幄，行军布阵，设伏打援，战场拼杀，展开千军万马的武装斗争，豪侠也变成了武将。

    在戏曲舞台上属于“长靠”一派，脱离了侠义小说的范畴。

    明代侠义小说并不发达，虽然《水浒传》等作品也含有侠义小说的成分，但它已脱离侠义小说，发展为英雄传奇小说。

    而此较典型的侠义小说，却在清代中叶以后出现，《绿牡丹》可以说是长篇侠义小说的先声，《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则是侠义与公案结合的产物。

    这以后，《圣朝鼎盛万年清》、《七剑十三侠》等又逐步从公案侠义的合流中分流出来，成为独立的武侠小说。

    在宋元明之前，豪侠主要是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它们或与豪强恶霸作对，救助贫弱百姓，或向官府朝廷挑战，炫耀自己的武术本领。

    他们大多属于下层人民，或飘忽不定，或隐姓埋名，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

    当然这种个人反抗、个人复仇、个人英雄主义并不可取;但它毕竟是被压迫的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反抗意识的表现，在无望中寄托的幻想。

    到了《三侠五义》，公案与侠义结合，侠客成了清官的助手。

    他们在忠与jianian的斗争中，站在忠臣的一边与jianian臣作斗争，为皇帝讨伐篡权反叛的jianian臣贼子，还没有直接与农民起义作对。

    而《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中的侠客，则在清官的统率下，灭盗平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