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第2/2页)

就上行下效。

    汉肃宗建初八年，有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皇帝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此比。

    皇帝都表态了，大汉民间自然，“复仇以死败为荣。”

    “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

    礼和法谁大？

    这个问题，直到东汉和帝时取消了允许复仇的《轻侮法》，才算告一段落。

    汉末，曹cao任丞相时，曾在建安十年颁令“令民不得复私仇”

    曹丕称帝后，颁诏曰：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

    到了曹丕儿子魏明帝上位后，又规定：对于杀害父兄的杀人在逃犯，在正式定其有罪后，子弟可以自行追杀，又为复仇开了口子。

    到了司马家的东晋，有民人报杀父之仇，官府非但被赦宥其罪，事后还被举为孝廉。

    南齐时期，有族人朱幼方烧了朱谦之母亲的坟，朱谦之长大后杀朱幼方“报仇”，得到舆论的肯定，齐世祖萧颐也认为是“义事”，予以表彰。

    齐之后到了梁朝，武帝颁诏：“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重申禁止民间私自复仇。

    北魏世祖颁诏：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

    唐代立法，以礼入律，对复仇行为在立法时采取回避政策。

    武则天时代有一个案例引发了很大争议：某人父亲被某县尉冤杀，某人隐姓埋名为驿卒多年，在该县尉已经升为御史经过驿站时，终于杀掉他报仇，然后投案自首。

    朝廷上下争议到最后的结果是：杀人犯法要处死刑，为父报仇的孝行要表彰。

    官方的又杀又表彰动机是想礼法兼顾，讨好舆论，结果落了个礼法两伤的境地。

    一百多年后的柳宗元写了《驳复仇议》，认为：如果其父无辜被杀，可以复仇而且应该被判无罪；如果其父是被国法所诛，不应该复仇，杀人者应该处死并不许表彰。

    宋律基本继承唐律，但也受柳宗元影响，规定复仇案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武松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之后只判了脊杖二十，发配孟州充军。

    元律规定：子为父报仇，不但无罪，杀父之家还须付丧葬费。有仇不报，却私下和解是犯罪，名私和罪，如果受财私和则按盗贼从重论罪。

    明清律承唐宋法，在复仇问题上充分考虑情理法关系：父亲祖父被杀，子孙如果当场杀死对方，无罪；子孙如果是事后复仇，处以杖六十。

    可能大家会奇怪，读书人不是文明人吗？古代读书人一贯给人的形象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等等，为什么在关于复仇的问题上反倒赞同血淋淋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他们当然不是喜欢血腥野蛮的行为，而是在维护这种行为背后的孝义伦常，这在读书人心中是比法律更重要的规矩。毕竟他们都是孔圣人门下的儒家弟子。老夫子都赞成复仇，孝子贤孙们自然随声附和。

    从历史上来看，法律与人情冲突一直绵延了上千年。足见复仇主义之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因为，手刃仇人的快感是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代替的。

    几千年来，善良的小老百姓们的道德支撑点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这一条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不灵了，那该怎么办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句话被人引用的频率很高，往往被用来安慰弱势群体正义总会来临。

    这碗鸡汤很鲜美，好像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探究，这却是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

    一如民间会崇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之类，其内部是毫无逻辑支撑的。这些话真是莫名其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假如你饿了两个小时，就差在屋里吃鼠标垫的时候，外卖小哥终于姗姗来迟，送来了你的外卖并留下一句：外卖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你会被小哥感动的一塌糊涂临饭涕零吗？还是反手就是一个投诉？

    如果连外卖这种小事你都无法容忍，那么涉及到公开、公正、公平，甚至人命关天的问题，有人舔着脸说一句“对不起我来晚了”，一切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迟到的正义等同否定正义。

    正义如果失去时效性，则又归结于程序不规范，往往程序环节的缺失和瑕疵都会带来迟到的正义。

    为了社会的秩序才通过规矩控制人类的天性，所以天性与规矩之间永远都存在紧张的关系。

    所谓社会越来越文明，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类为了社会更和谐，而去克服自己某些私欲、天性的过程。

    社会在发展，法律在完善，但是……

    正义一定会迟到，经常会缺席，偶尔得到伸张。

    如果法律并不能给你带来希望的公平和正义，要么忍，要么狠。

    丁磊也没什么本事，他只能依靠“杀人偿命”这个简单的逻辑来指引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