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盛世清明 仁帝赵祯 (第2/2页)

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在逐步加深。

    这也是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有违宋朝国策的。而庆历新政对宋朝来说是一场及时雨，不过宋仁宗赵祯只是那它救急而不是图强。

    至和元年（1054）八月，欧阳修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公元1055年7月，耶律宗真巡游秋山，驻宿于南崖的北峪，起病。8月病重，己丑日死。耶律宗真死后谥号为兴宗。

    嘉祐元年（1056）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民间称“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

    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没有血染疆场，没有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

    狄青生前，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含冤而死，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自食其果，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他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之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任度支判官时，向宋仁宗赵祯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赵祯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朕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赵祯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宋仁宗赵祯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宋史》这样评价赞美宋仁宗赵祯及其盛治：“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乾隆皇帝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宋仁宗赵祯一生节俭，如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员绝不姑息，必加重罚。宋朝百姓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

    宋仁宗时代的悲剧是寇准因为立他监国，寇准被刘后刘后排挤。范仲淹因为庆历新政后多次被贬，年老多病带忧之志而去。狄青因为宋朝国策重文轻武，屡遭猜忌，惶恐忧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