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兴汉会惠州起义 蒙奇辱辛丑条约 (第4/4页)

只是，窦纳乐提醒李鸿章，德国政府因克林德事件必不肯轻易罢休。

    李鸿章也已揣测到这点，且也深知此乃症结所在；但因此前他已了解到杀害克林德的凶犯、清军神机营章京恩海已在京城中被德国人缉获并处死了；于是，故意探问：“吾闻元凶已伏法，何纠缠不休？”

    窦纳乐却告知：“元凶伏法时，大呼王爷害我；可知其中另有隐情，德国人岂肯善罢甘休？”

    李鸿章闻言后，也就缄口了。

    果然，在与德国陆军元帅兼联军司令瓦德西晤面时；瓦德西断然表示：“在克林德事件没有得到满意答案前，决不接受清皇朝的和议。”同时，明确提出了：“必须严惩杀害克林德及唆使义和团滋事的幕后指使者。”

    瓦德西的态度十分强硬，扬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双方会晤的气氛十分紧张，且令人觉得甚是尴尬。

    李鸿章与奕劻均感无奈，只好详情《电》告远在西安的老佛爷，并言：“若不依其言，断难抑阻联军西进。”

    慈禧太后阅后大惊，想不到竟然到了战不能、和也难的地步。但当想到，为保祖上的基业及自己的权位，不得不牺牲他人利益时；慈禧太后只得痛下决心，委屈一下曾经为她出谋划策且卖命过的宗亲与朝臣了。

    于是，慈禧太后下《懿旨》，将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两人革职发配至新疆；同时，废除载漪之子溥儁的大阿哥名位而命其归宗，并随父发配新疆。而庄亲王载勋、右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三人，则被赐令自尽。直接指使并参与杀戮行为的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则被处斩，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军机大臣刚毅因已死于逃亡途中，倒是免了刀斧之辱。

    载漪父子流放新疆后伺机逃往了蒙古，至光绪三十四年被慈禧太后派人刺杀；此是后话，不赘述。

    慈禧太后原以为如此惩处后，德国人该可以满意了。

    但谁知，瓦德西却仍以克林德事件为借口得寸进尺地不肯罢休。

    而此时的清皇朝已无能力再与列强抗争，虽感窝囊却又无奈。

    正在老佛爷一筹莫展时，醇亲王载沣想到了一个办法，进言道：“吾闻京中名妓赛金花与瓦德西有旧，令其周旋，必可成。”

    赛金花，原名赵三宝，安徽黟县人；因家境贫穷，自幼被卖到苏州的花船上为妓。

    光绪十三年，幸遇内阁学士洪钧而被纳为妾；不久，即以公使夫人身份随同洪钧出使俄、德、奥、荷诸国；此间，结识了时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瓦德西。

    归国后，洪钧不幸病逝，遂复入青楼并更名为赛金花。

    八国联军进京时，赛金花居于北京石头胡同，瓦德西就成了她的常客。

    老佛爷闻言后觉得此计可行，即差人命赛金花游说瓦德西。

    果然，在赛金花的游说下，瓦德西的态度软了；只是，仍坚持要清皇朝赔礼道歉。

    而此时，赛金花却出了个歪点子，言：“可在克林德遇害处建立牌坊。”

    这倒很讨瓦德西欢心，于是又多了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

    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只有令人称颂且仰慕的人或事，方能树碑立传建牌坊；而今，要为一个残害过华人、对华夏民族负有罪孽的克林德也立牌坊；这如同被人打了巴掌反而要向对方道歉那样蒙受屈辱，如何让国人接受得了？

    但是，此时的慈禧太后只求早日息事宁人，别的什么屈辱之类已都不在话下；历来死要面子的大清皇朝此时已顾不得颜面，也管不了国人如何感受，就都答应了下来。

    于是，一座用汉白玉砌成的牌坊在崇文门大街上克林德遇害的地方建起了，并在上面刻了“为国捐躯，令名美誉”等字样，以此表示所谓的涤垢雪侮；这座俗称克林德碑的建立，是满清皇朝腐败无能的见证，令中国人民蒙受了奇耻大辱。

    消除了与德国之间就克林德事件而存在的障碍后，清政府与列强的谈判才正式开始。

    谈判桌上，李鸿章和奕劻费尽口舌，欲求列强垂怜大清伸手索要时能适可而止。

    但是，列强岂会善心，早把清皇朝视作了一头愚蠢笨拙的肥猪；虽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几了，却还是狮子大开口地欲将其吞噬掉。

    而此时的清皇朝确实犹如一个输得精光了的赌徒，已无资本可讨价还价，只得听凭摆布任人宰割。

    于是，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威迫下，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侵华的十一个国家，在北京签订了《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一九○○年****的最后协定》；因时值辛丑年，故又命《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另有十九个附件。

    《辛丑条约》中规定了，清政府必须就克林德事件向德国政府赔礼道歉并为克林德建牌坊；同时，也须就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向日本政府赔礼道歉。除此，列强还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了不准华人居住的使馆区；如此所谓的使馆区几乎成了国中之国，但清皇朝不敢哼一个不字。

    更为可悲的是，清政府又得向列强支付高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已经捉襟见肘了的清皇朝只得再将这个沉重的负担转嫁到黎民百姓头上，而使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的华夏民族更是雪上加霜了。

    《辛丑条约》中的其它诸条也皆骇闻，华夏民族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令人倍感痛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皇朝即派醇亲王载沣等大臣专程赴德、日两国谢罪。

    接着，在崇文门大街的西总布胡同口立了一块名为克林德碑的牌坊；这块令国人深感耻辱的牌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后才从崇文门的闹市处移走，并将坊额名改为“公理战胜碑”，这才让国人舒了口气。此是后话，顺提不赘述。

    国人对于《辛丑条约》的签订怒不可遏，再次痛骂并声讨李鸿章为卖国贼。

    殊不知，李鸿章在签完《辛丑条约》后，也禁不住泪如雨下；自知必遭国人唾骂，心如刀绞却只好默默承受。

    《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后的十一月七日，在北京贤良寺内，李鸿章咯出最后的一大口血后，终于带着洗刷不清的骂名离开了人世。

    从此，大清皇朝这座处于风雨飘摇中破败不堪的殿堂，连尚能修修补补的匠人也没了，大厦的最终倾倒已在所难免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