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李大钊北京遇害 四一八宁汉分裂 (第2/5页)

及路友于、谭祖尧等十九人残忍地绞杀了。

    就这样，第一个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李大钊不幸陨落了，是年仅三十八岁。

    且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遭到了“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的严厉谴责；然而，蒋介石却置之不理，只注心于他的“另立‘政府’、‘建都’南京”之事了。

    不久，胡汉民终于如约抵宁，前来为蒋介石助阵了。

    随着胡汉民的复出，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也都死灰复燃地纷纷聚集到了南京，来为蒋介石摇旗呐喊、叫阵助威了。

    顿时，南京城内呈现出一番闹哄哄的忙碌景象。

    四月十四日下午，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先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定于第二天在南京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决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并“‘定都’南京”。

    但谁知，翌日前来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只有十三人，连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总数八十人的六分之一也没到。

    因为，不足能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看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是开不成了。

    然而，蒋介石与胡汉民并不甘心，遂改为了“谈话会”。

    “谈话会”上，胡汉民向蒋介石献上一计；言：“虽然‘全会’不能召开，但此时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委员有八人，能满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法定要求；而‘中央政治会议’能代表‘中央党部’行施职权，同样可否定‘武汉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及‘清党’等党务要事。”

    蒋介石闻言后大悦，即采纳了他的谏言。

    于是，四月十七日，包括蒋介石、胡汉民在内的在南京的八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在南京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会议否定了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成立一个由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等十二人为政府委员的新的‘国民政府’”；因其“定都”于南京，故史家称其为“南京国民政府”。

    同时，推举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南京国民政府”下设秘书处、财政部、外交部、民政部、司法部、大学院等部门，由钮永建任秘书长、古应芬任财政部长、伍朝枢任外交部长、薛笃弼任民政部长、王宠惠任司法部长、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

    如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框架算是搭成了。

    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的江苏省议会内举行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会，并宣读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就这样，由蒋介石一手策划、胡汉民参与并导演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并正式宣布“定都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蒋介石此时毕竟也已拥有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南京等大片地盘，而广东与广西因支持其“反共”；所以，“武汉国民政府”对他也显得甚是无奈。

    于是，“宁、汉”分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蒋介石的背叛而遭破坏、功亏一篑了。

    如此一来，中国也就有了三个政府；北方有受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南方则有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与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的“南京国民政府”，整个中国就又成了一盘乱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宁、汉”之间为“谁能代表正统？”喋喋不休地争论不断了。

    而此时，创建过墨西哥共产党与印度侨民共产党、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的罗易，奉共产国际之《命》前来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带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罗易抵达武汉后不久，正好遇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国的国内政局发生了骤变，“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也更为错综复杂了。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听取“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并对时局进行分析研究。

    于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八十多人，代表全国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党员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也出席了大会。

    会上，先听取了罗易传达的“‘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该《决议案》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

    然而，陈独秀却在其代表中＊共＊四届中执委向大会作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中竭力为自己进行辩护；强调“‘中山舰事件’中采取退却让步是正确的”，并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而面对蒋介石的屠刀和急剧变化的时局，陈独秀既没能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而是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

    陈独秀的《报告》后，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代表都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

    会前，瞿秋白已将其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在会上分发，该书“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统一战线上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则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并主张“共产党要独立领导和展开武装斗争”，特别是要“把农民组织和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