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李大钊北京遇害 四一八宁汉分裂 (第3/5页)

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蔡和森也发言指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它过去的弱点及现在的动摇，说明已不能再靠它来领导中国革命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来。所以，应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同时，竭力支持毛＊泽＊东＊关于“共产党要独立领导和展开武装斗争”的主张。

    虽然，鲍罗廷、谭平山等人都替陈独秀进行了辩护；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大会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否定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路线，陈独秀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接着，大会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五个《决议》。

    同时，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等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和由毛＊泽＊东＊等十一人组成的“中＊共＊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而陈独秀仍进入了由其与张国焘、蔡和森等仨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

    虽然，“中＊共＊五大”上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批判；但是，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具体办法；从而，使错误继续存在得不到彻底纠正。

    且在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机构中，陈独秀仍居于要职；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许多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没能得到切实可行的正确回答，致使此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工作仍显得无所适从。

    而大会期间发表的《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及会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却都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叛变；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同时，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抱有太大的幻想，并将领导与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从而，对于他们“也可能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再次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淖。

    中＊共＊召开“五大”之时，“武汉国民政府”却为“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另立中央？”产生了分歧。

    因为，东面的“闽、浙、苏、皖”诸省现已被蒋介石据有；而“四·一二政变”后，广东的李济琛、广西的黄绍竑、四川的刘湘与杨森等人却都跟着蒋介石起舞了，“武汉国民政府”对西、南诸省也失去了控制。而张作霖的“奉军”趁吴佩孚溃败之机进驻了河南，大有威逼武汉之势。

    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仅存湖北、湖南和江西三个省了，且处在了被包围的态势之中。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武汉国民政府”觉得只有主动出击，才有希望打破被动局面；然而，“武汉国民政府”现有的财力与兵力，是难以同时与蒋介石和张作霖抗衡的；只能择其一作为突破口，方能险中求胜。

    因此，该“向何方出兵？”遂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产生了分歧。

    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等人认为，蒋介石背叛中央、屠杀工人，乃人神共愤，对其“讨伐”是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且“国民政府”已发出了对其《讨伐令》，当付诸实施。

    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北伐”时的不佳表现，又使大家觉得蒋介石的队伍“必是不堪一击，定可马到成功”；故而认为，“讨伐”蒋介石正当其时。

    所以，仨人都主张“发兵‘征讨’蒋介石”。

    然而，汪精卫与邓演达等人则另有考虑；他俩认为，蒋介石现在也打出“国民政府”旗号与“武汉国民政府”在争“正统”的名分；所以，有其一定的蒙蔽性，致使党内有的同仁还跟着他起舞了。特别是，广东的李济琛和“‘桂系’三杰”都倒向了蒋介石，这让蒋介石壮胆了许多，要想击垮他并非易事。

    再说，蒋介石的“嫡系”在“湘、鄂”战场上表现得虽是窝囊；但是，何应钦在攻取“闽、浙、沪”时可是所向披靡有目共睹；蒋介石手上有着这支劲旅，也就不可太将其小觑了。

    何况，蒋介石得了“沪、宁”后，非但财力充足了，还有“列强”给其撑腰；若是对其征讨，没有必胜把握，故尚须谨慎而为。

    而如果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张作霖的“奉军”必会乘虚而入攻打武汉；届时，武汉就要腹背受敌，这对“武汉国民政府”将是大不利。

    所以，现在“尚不可急于对蒋介石用兵”。

    就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于“该不该起兵征讨蒋介石？”产生分歧之时，李宗仁却派遣其参谋长王应榆前来武汉，向汪精卫等人提议：“‘宁、汉’双方均应承认既成事实，不可相互攻讦，更不该兵戎相见；双方现在应分道继续北伐，完成前总理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待会师北京后再坐下来会议协商，以和平解决党内的纠纷与矛盾。”并告诫：“若仍互不相让并兵戎相见，必为他人渔利。”

    李宗仁之所以要派人下如此说帖，是因为时局忽又发生变化，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暂时放弃了“宁、汉”之争。

    原来，“宁、汉”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孙传芳与张宗昌觉得有机可乘，遂率部卷土重来欲夺回“苏、皖”的失地。

    不久，孙传芳率其残部反攻并占领扬州，对南京构成了威胁。

    而张宗昌则派遣“直、鲁联军”的第七军军长许琨、第十四军军长孙殿英、第二军军长张敬尧、第十五军军长马济等率部入皖，一举夺回了蚌埠。

    驻守蚌埠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马祥斌败北后退入合肥，许琨与马济即又南下围攻合肥并夺取了合肥以南的许多城池。

    而留驻于蚌埠的孙殿英，则派遣其部将第十二师师长袁家骥与张敬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