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章共产党广州起义 叶希夷含冤脱党 (第3/3页)
在这儿了。 于是，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仨人聚到了一处。
张发奎因“南昌起义”已对中＊共＊记恨，现在又遭此突然打击、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了，发《誓》“定要报复，以解心头之恨”。 李福林完全听《命》于张发奎，也就没有二话跟着他“反共”了。而一直对中＊共＊表示“宽容”的黄琪翔见事已至此，不敢再对中＊共＊作任何袒护了，只得也与张发奎站到了一起。 因此，仨人立即调兵遣将，对起义军实施反扑。 于是，张发奎急《命》与陈济棠对峙于东江的陈章甫率其“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回师广州，以对起义军实施镇压。 黄琪翔也《命》驻于西江的薛岳率其所部“第四军新编第二师”速率部回师，以协助平叛。 李福林则《命令》其驻于佛山的“第五军独立第一团团长”梁林立即率部渡江，向珠江北岸的起义军发起反攻；同时，又急《命》驻于韶关的“第五军第十五师师长”李群、驻于江门的“第五军第十六师师长”陈炳章各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协攻广州。 于是，李群派其部将周定宽率“第四十四团”从韶关沿粤汉铁路南下，陈炳章则也派其部将陆满率“第四十六团”从江门北上，参与镇压起义。 与此同时，各国“驻粤领事”也都以“保护侨民”的名义趁机出兵沙面，美舰“沙克明”号、日舰“宇治”号、英舰“摩轩”号和“莫丽翁”号则帮助张发奎、李福林运兵渡江参与镇压起义。 第二天，梁林的“独立第一团”和陆满的“第四十六团”已在“英、美、日”军舰护送下渡过珠江，向起义军发起猛攻。 周定宽的“第四十四团”沿粤汉铁路南下，已攻打大北门了；薛岳的“新编第二师”也沿西江而下，迅速进抵到了广州城下；而陈章甫的“第二十五师”也在快速地向广州迫近。 如此，广州城几被四面围困了，起义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张发奎组织发扑的力量数倍于起义军，双方兵力相差太过悬殊；何况，起义军中的“工人赤卫队”毕竟不是正规军，如何抵得住久经疆场之敌？ 所以，张发奎反扑后，局势就毫无悬念地一面倒了。 鉴于敌强我弱、兵力如此太过悬殊的实际情况，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叶挺觉得不该与敌硬拼，应在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赶紧撤退，以保存力量；否则，必会遭至全军覆灭的危险。 因此，他建议“将起义军撤往‘海、陆丰’，去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会合”。 叶挺的意见得到了同样谙熟军事的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支持，连“工人赤卫队”的黄亚恒等人也表赞同。 然而，纽曼却认为“起义已经成功，只能前进，不可退却”；并严厉指责叶挺是“逃跑主义，想去当‘土匪’”。他竭呼：“进攻，进攻，再进攻！”全不顾眼前已面临的严峻形势。 而血气方刚、满怀着一腔革命热忱的张太雷，毕竟是“书生气”太浓而不谙军事；他只听纽曼，也不愿放弃已有的成果。 而纽曼毕竟是“共产国际代表”，似同“钦差”一言九鼎，谁人可不听？作为“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却一味地附和，叶挺也就只好缄口了。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没如纽曼与张太雷的主观意愿，而是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于岌岌可危了。 十二月十二日，张太雷前往大北门欲亲临火线指挥，谁知途中遇敌而不幸牺牲了，时年仅二十九岁。 张太雷牺牲后，起义军的军心更是被大撼了。 至十三日，大北门已被周定宽突破；接着，观音山又被薛岳攻占；战火向广州市区延烧，开始展开激烈的巷战；很快的，已被起义军占领的阵地一个接一个的失去，情势更是危在旦夕。 至此，纽曼这才放弃了自己“只能前进，不可退却”的主张，同意叶挺“撤退”了。然而，由于耽误了整整一天时间，再欲“安然‘撤退’”已是不易。 果然，当叶挺正式下达“撤退”《命令》时，起义军已被敌人分割，有的甚至于被敌军包围，相互间失去了联系。 因此，多路起义军根本没能接到“撤退”《命令》，仍与敌人在殊死搏斗；有的虽是接到了《命令》，但却已无法撤离。 结果，只有“指挥部”的叶挺、纽曼、叶剑英、徐光英、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等人抢先一步、好不容易地撤离，才幸免于难外，大多数起义军都没能撤退。 只是，叶镛所率的“教导团”毕竟是支正规部队、有作战经验，也终于突出了重围。 “教导团”撤至花县后，则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由叶镛《任》“师长”、袁裕《任》“党代表”；然后，继续“东撤”，与董朗的“红二师”会合后，也坚持在了“海、陆丰”一带、继续战斗。 而来不及撤离的起义军或战死、或被俘杀，几无生还，南粤大地上遂又多了无数英烈。 张发奎夺回广州后，即在全城展开了大搜捕与血腥屠杀。 至十九日短短数天，被公开屠杀的就有五千七百多人，连“苏联驻穗领事馆”也遭殃，哈西斯等五名“领事馆工作人员”惨遭杀害，而其中许多却是无辜百姓，其惨状不亚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 就这样，“广州起义”被张发奎镇压下去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前往香港负责善后工作。 李立三抵达香港后即召开会议，做出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将“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最高指挥机关缺乏指挥能力，关键时刻便慌乱动摇，不能坚决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并据此做出了“给予黄平、叶挺等七人‘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的处分。 对此，叶挺心中不服，多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申诉》；并于翌年夏季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时亲赴莫斯科，请求“撤消”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然而，他的《申诉书》落到了“热衷于城市中心论”的王明手中；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对于叶挺欲把“‘广州起义’的队伍拉到农村去”的主张甚是反感。 因而，叶挺的《申诉书》也就被他压下、而石沉大海了。 而且，没有亲历“广州起义”的王明还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将“‘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推在了叶挺等人身上”。如此一来，更如雪上加霜地令叶挺有口难辩了。 结果，叶挺等来的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出面给他的“被‘开除党籍’”的《通知》。 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令叶挺简直心灰意冷了；而此时，已东山再起了的蒋介石仍在四处《通缉》他。叶挺如同“没了娘的孩子、被逐出家门”后非但无处安身，还得防着遭蒋介石的毒手；无奈之下，只得流亡欧洲；后来，又去往澳门隐居。 自此，这位已投身军旅、长达十六年了的“‘北伐’名将”告别了戎马生涯，且很不情愿地与曾被他视为“唯一能拯救中国、为自己能加入其中而引为荣光、且愿为其献身的‘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 直到十年后的“抗日战争”暴发，叶挺才“复出”又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中；但那是后话，待容后慢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