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关东军蓄谋侵华 万宝山寻衅滋事 (第1/3页)

    【史要】关东军“参谋旅行”，密谋入侵“东三省”；“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日军寻衅滋事……

    却说，蒋介石忙于对中＊共＊的“苏区”实施“围剿”之时；早已渗透入中国东北了的日本“关东军”则蠢蠢欲动，蓄谋趁机滋事，以实施其侵占“东三省”的野心。

    其实，日本欲侵占中国的“东三省”由来已久。

    早在一九二七年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就提出了日本的“新大陆政策”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并据此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及《对‘满蒙’的积极对策》即所谓的《田中奏折》。

    而此时，日本的“陆军参谋本部”中有一批俗称“少壮派”的年轻军官已组成了一个名为“一夕会”的秘密团体。

    “一夕会”的前身是由在德国考察的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结成的“三杰盟约”，仨人回国后在“陆军大学”中相继组成了“二叶会”和“国策研究会”；一九二九年五月，两会合组成“一夕会”，其宗旨是“取得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一夕会”由时《任》“参谋本部战史课长”冈村宁次为“会长”，成员有河本大作、山冈重厚、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小笠原数夫、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渡边久雄、工藤义雄、饭田贞固、山下奉文、冈部直三郎、中野直晴、桥本群、草场辰巳、七田一郎、石原莞尔、横山勇、本多政材、北野宪三、村上启作、铃木贞一、冈田资、沼田多稼藏、土桥勇逸、下山琢磨、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

    一九三○年九月，由桥本欣五郎、根本博、长勇等人组成、名为“樱会”的团体也加入了“一夕会”。

    桥本欣五郎等人的主张更为激进，崇尚“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竭力主张“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与主张“对内则恃集中的资本主义以掠夺劳动阶级，对外则恃国民的暴力主义以掠夺他国土地”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的大川周明阴谋发动政变，企图成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的“军部政权”，以利于其主张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然而，田中义一虽是确定了要“征服满蒙”，但采取的手段表面上还显得温和；他只想通过对张作霖施压、以达到目的，这与日本军界中的“少壮派”所竭力主张的“武力侵占东三省”产生了严重分歧。

    结果，“少壮派”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

    尔后，《田中奏折》的曝光，“田中内阁”黯然倒台；从而，日本军界中“少壮派”的“武力侵占东三省”主张开始占上风了。

    可是，接任的“滨口雄幸内阁”也不想急于用武；因此，“内阁”与“军部”又有了分歧。

    且张作霖死后，“东三省”很快就被“少帅”张学良控住了；且“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有了“南京国民政府”作后盾，加上他手上的“东北军”毕竟有二十五万之众，显得并不好惹；因此，虽已决意“要用武力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军界中的“少壮派”，一时却也不敢妄动。

    但是，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畑英太郎还是为此进行了积极的筹划；他《命令》“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今田新太郎等人，先后对北满、南满及辽西等地区进行了所谓的“参谋之旅”；以熟悉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及对各地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刺探，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作战计划。

    经“参谋旅行”后，板垣征四郎已对“东北军”在各地的部署有所了解。

    张学良留驻关外的“东北军”虽有十五万之众，但大部驻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铁路”及“中东铁路”沿线等地，驻守沈阳的只有一万七千人。

    不过，“关东军”驻于沈阳附近的兵力也只有一万人，相较于中国军队数量上仍处于劣势。

    然而，板垣征四郎仍准备孤注一掷、冒险一搏，将沈阳选定为了“武力侵占‘东三省’”的突破口，并制定了欲“以少胜多”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先发制人”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先夺取沈阳，然后迅速占领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战略要地，进而控制‘东三省’全境”。

    正在板垣征四郎等人为“武力侵占‘东三省’”秘密制订《计划》之时，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奉、苏战争”爆发了；而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的“东北军”大溃。

    “东北军”如此不经战，这让板垣征四郎等人壮胆了、更是蠢蠢欲动；石原莞尔甚至于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可以吓退张学良。”

    接着，国民党内部忽又狗咬狗似地重新上演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北伐”结束后好不容易统一了的中国复又呈现分崩离析之状；最后，甚至于酿成了“蒋、冯、阎”的“中原大战”。

    而血气方刚的张学良，竟然置“东三省”的安危于不顾，《命》“‘东北军’入关去助蒋介石参战”了。且“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十万“东北军”全都留在了关内，连张学良自己也坐镇到北京去了、没再回东北。

    如此一来，驻守“东三省”的“东北军”骤减至十五万，这无疑让早已虎视眈眈了的日本“关东军”有隙可乘了；于是，板垣征四郎等人加紧了将入侵《计划》付诸实施的准备，只须有一个可供挑起战争的借口。

    恰此时，发生了一起“中村事件”，几让“关东军”有了武力入侵的借口。

    所谓的“中村事件”，乃是由于日本的一名叫中村震太郎的“间谍”在搜集情报活动时被中国军队捕杀了，故实是一起日本“间谍案”。

    自从决定“武力侵占中国‘东三省’”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即加紧了搜集中国军事情报。

    一九三一年春，主管情报活动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则派遣佐久间、森赴、长勇、中村震太郎等“间谍”，先后到中国的“东三省”活动。

    六月初，为搜集驻于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东北军”屯垦区的军事情报，中村震太郎与“助手”井杉延太郎、白俄“翻译”米罗阔夫及作为“向导”的“蒙古族人”留存宝等人，化装成中国农民，自齐齐哈尔出发，经昂昂溪西行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

    同时，《密电》日本驻洮南领事馆，告知“自己抵达洮南的时间”，要求“给予协助配合”。

    因当时，潜伏在洮南、化名“金凤”的日本“女间谍”植松菊子已探得“东北屯垦军”情报，正欲送出；于是，派遣另一“间谍”片仓衷前往索伦山、接应中村震太郎一行。

    但结果，在索伦山王爷庙附近的接头点，中村震太郎等人尚未与片仓衷会面，却被驻于该地的“东北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第三连”的“哨兵”察觉并拘捕。

    因为，中村震太郎的行囊中被搜出手枪、军用地图、测绘仪器及已搜集的有关“屯垦军”的情报，足以证明其一伙是日本“间谍”；因此，“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一怒之下就将中村震太郎等人处死了，遂有了所谓的“中村事件”。

    而片仓衷没有见到中村震太郎，“日本驻洮南领事馆”与植松菊子虽已心生疑惑恐有不测；但因，中村震太郎等人毕竟是“间谍”，即使出事了也不宜张扬；且尚未有确切消息可证实中村震太郎是否出事，也就只得暂秘而不宣而暗中打探。

    如此，这件所谓的“中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