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关东军蓄谋侵华 万宝山寻衅滋事 (第2/3页)

因一时尚未曝光，也就没有被“关东军”用以作为“武力入侵中国‘东三省’”的借口。

    “中村事件”虽未曝光，但接着发生的一起“万宝山事件”却令世人惊愕了。

    其实，“万宝山事件”完全是由“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蓄意制造的，目的就是为“武力入侵中国‘东三省’”制造借口。

    原来，自“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一直采用“商租”形式向东北的“南满铁路”沿线两侧大量移民，以对中国“东三省”实施渗透与蚕食；此类“移民”有日本人，但大多却是来自于已被“日军”占领的朝鲜半岛上的朝鲜人。

    张作霖尚在世时，察觉到日本的这种图谋，遂暗中进行了抗衡；为此，他曾秘密下达了数十道《密令》，其中有“‘国民’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的规定，且强令“否则，以‘盗卖国土’罪论处”。

    虽然，这不是明《令》布告，但没人吃了豹子胆敢违抗；从而，日本欲以“商租”形式进行渗透与蚕食之势被遏阻了。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虽已作古；但他的那些《密令》至今仍在暗中起作用，令一心想吞噬“东三省”的日本人仍甚是无奈。

    为此，“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想了个办法；他指使家居长春万宝山的亲日“华人”郝永德，在长春头道沟成立了一个由其自《任》“经理”的“私立长农稻田公司”。

    公司成立后，即以郝永德的“华人”身份将万宝山乡姜家窝堡萧翰林、张鸿宾、裴殿等十二家农户的五百垧地租用了；尔后，在未报呈当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又将这些地转租给了“三星堡水稻农场”的“朝鲜侨民”李升薰等人。

    李升薰等人将地租到手后，决定“把这五百垧旱地改为水田”；于是，雇佣了四十户朝鲜农民计二百余人从事开垦；且为“从二十华里外的伊通河中取水灌溉”，拟开筑一条引水渠。

    当引水渠挖至马家哨口时，因与当地中国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此事闹到了“长春市政筹备处”。

    且因，郝永德未报批而将地转租给了“朝侨”李升薰等人，此举已属明显违法；因此，“长春市政筹备处”又将此事转告到吉林省政府。

    吉林省政府即作出批复并《指令》：“‘朝侨’未经允许，擅入我境，有背公约；着令‘县公署派员’会同‘公安警察’，往劝止，令‘朝侨’出境。”

    于是，“长春警察署长”鲁绔，带上一批“警察”前往马家哨口执行吉林省政府的《命令》。

    终于，时在马家哨口修渠的朝鲜人，经鲁绔劝说后，即有一百多人自动离去了；另有近百人虽暂时不走，但也已由“代表”申永钩等六人具保“愿限期撤离”；如此，一场纠纷似已平息。

    “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见这场纠纷若是如此就平息，自己的阴谋岂不落空？心中自然不甘。

    于是，七月二日，田代重德派出了土屋波平、高桥等三十余名“日本警察”和五十名“守备队骑兵”也赶至万宝山，给李升熏等人撑腰；且竟然在引水渠工地上架起机枪，以武力威吓当地的中国农民。

    就这样，李升熏等人有了日本人撑腰而胆壮了，硬是将引水渠工程筑成。

    同时，田代重德又指使《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了一条新闻，谎称：“中国农民与‘朝侨’在万宝山发生冲突，中国出动六百名‘骑兵’驱逐‘朝侨’；‘朝侨’处境危急，有二百名‘朝侨’被杀。”

    如此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在朝鲜汉城的《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轰动。

    于是，朝鲜半岛上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浪潮，致使一百四十二名“华侨”被杀、殴伤五百多人、失踪九十一人，财产损失无数。

    虽然，“排华”及杀害“华侨”等事均发生在朝鲜半岛上；但因，事件的发生源于长春的万宝山；故而，史称“万宝山事件”。

    恰在此时，一直不知所踪的中村震太郎终于有了消息。

    原来，延至七月二十日，植松菊子忽然在洮南的一家名为“大兴”的当铺中发现了一只俗称“三道梁”的手表；因为，这种手表是由日本厂家生产、只供“日本军官”佩戴；而中村震太郎也有一只，植松菊子揣测这或许就是他的佩表。

    于是，植松菊子顺藤摸瓜地查到了，此表是一个在余公府一带修筑铁路的“工头”王翼先典当的。

    植松菊子遂又设法找到王翼先，方知他是在赌桌上从一个“东北屯垦军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手中赢得的；同时，王翼先还向她透露了“屯垦军最近抓获几个日本人、俄国人、蒙古人，全都杀了”的内情，那手表就是被杀的日本人所佩。

    至此，植松菊子方知中村震太郎确是出事、已被杀害。于是，她将此情况向上司报告。

    时《任》“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闻《报》后如获至宝，即向建川美次汇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闻《报》后，觉得是“老天爷恩赐给他们的机会”。且此时，又刚出了所谓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绞合在一起，正可作为“武力入侵中国‘东三省’”的借口了。只是，此时的日本政府倒想假惺惺地欲“先礼、后兵”，以便其“武力入侵”时、师出有名。

    于是，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与“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就“中村事件”进行交涉。

    交涉中，林久治郎避而不提中村震太郎的“间谍”活动，而将中村震太郎说成是“大日本臣民”，诬陷其“被杀”是“‘东北军’士兵图财害命”；从而，逼迫中国政府“交出‘凶手’”。

    张学良闻讯后，唯恐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寻衅滋事”；赶紧派“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将涉事的“屯垦军三团团长”关玉衡等人秘密转移到沈阳保护起来，以免节外生枝。

    不过，对于中村震太郎之死，日方并无真凭实据；且中村震太郎毕竟是“间谍”，日本人也不敢太过张扬；所以，臧式毅拒绝了日方要求，令林久治郎深感无奈。

    与此同时，“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射猪太郎也向“吉林省政府”就“万宝山事件”提出了“保障‘韩人’生命财产”、“赔偿损失”等要求。

    然因，《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见“万宝山事件”闹大后、死了那么多“华侨”，倒是甚感愧疚、良心发现了。

    于是，七月十四日，金利三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了“是自己捏造假新闻”。

    如此一来，日本人“贼喊捉贼”的真相大白；射猪太郎只得缄口，日本人欲“以此为借口，武力入侵‘东三省’”的阴谋、不攻自破。

    田代重德见阴谋未能得呈，却如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显得甚是狼狈难堪，恼怒之下即派“特务”将金利三暗杀了。

    “万宝山事件”真相大白后，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屠杀中国民众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也制订了《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以揭露日本政府的罪恶。

    然因，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剿共”；而陈济棠、石友三的叛逆和“广东国民政府”欲再举“北伐”，实令他难以应付、显得焦头烂额，也就无心去管“东三省”的事。

    因而，蒋介石以“该事件属地方性质，应由吉林省处理”为由，只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去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射猪太郎交涉。

    但同时，蒋介石又唯恐发生在“东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