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关东军蓄谋侵华 万宝山寻衅滋事 (第3/3页)
的事件扰了他“剿共”、“平叛”的大局；遂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南昌行营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其中有言：“唯攘外须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的“攘外须先安内”论一出，无疑是给对“万宝山事件”的交涉处理定了调。 因而，由钟毓出面的交涉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只是日本“军警”撤出了万宝山，其他绪如“受害者索赔”及“惩办肇事凶犯”等都因遭到日方的拒绝后、没再坚持追究。 “关东军参谋本部”见“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都没能派上用场，但却并不甘心。 不久，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从朝鲜半岛调至辽阳，为“武力入侵‘东三省’”的准备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而驻于沈阳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则经常在“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周围举行所谓的“秋cao演习”，此种寻衅般的演习、分明是在向中国军队显耀武力，虽是没有滋事、却已令人震惊。 如此，“关东军司令部”虽尚远在旅顺，但此时的沈阳、长春等地却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时被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维钧凭着多年从事外交的经验，敏感地觉到“东北的形势严峻”；于是，写《信》提醒张学良：“须防‘关东军’采取激烈行动。” 然而，张学良对顾维钧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必要的调整；留驻关外的“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北平至沈阳的“北宁铁路”的山海关至辽河之间路段及“中东铁路”沿线等地，却没有对沈阳等主要城市增防。 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俩人，见“日军”在“东三省”不断寻衅且眼下又在“北大营”周围搞所谓的“秋cao演习”，都感到情势吃紧、担心会有不测事件发生。 于是，臧式毅派黄显声专程赴北平，向尚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报告》情况，希望他“能有所准备、以防万一”。 然因，石友三的“叛逆”甫靖不久，华北的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且张学良的身体也尚未完全康复，一时也不宜回东北。 所以，当张学良闻《报》“东北局势吃紧”，想不好自己该不该回去而举棋不定了。因此，他一面打发黄显声回东北，一面则向蒋介石转告了“东北的局势”、希望他的这位“拜兄”能替自己定夺。 其实，蒋介石对于东北局势心知肚明，且洞悉“日军”不断寻衅、意在图谋东北；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想把张学良继续留在关内，以帮他稳住华北。 因为，石友三被击溃后、藏到了韩复榘的羽翼下；此人出尔反尔，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闹事？所以，仍须张学良替自己坐镇华北。 若是张学良回关外，自己既要“剿共”，又要对付“粤逆”，再要顾及华北，如何忙得过来？ 说到底，此时蒋介石的心中，唯有“剿灭中＊共＊”与“平定粤乱”才是第一要务；而日本人在“东三省”寻衅之类，皆属其次、权可缓议。 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天无二日”乃世之常理；若是粤乱不平、中＊共＊不灭，他们可是都要跟自己争夺权位与天下的，定会后患无穷。而日本人虽是蛮横无理、时有寻衅，但无非是为了图利而已，并不会要自己的天下。 且三年前的“济南事件”已让蒋介石有过一次经验，当时的小日本不是也凶得很，中国军队在与其冲突中吃了大亏；后来，自己采取了“回避”之策，让小日本得了些利后、不是就平息了？所以，对付小日本，还是“能忍则忍、避免冲突”为好。 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已于一九二○年一月十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日，由英、法两国发起成立了有四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国联”有平息国际纠纷的功能，其所制订的《国联盟约》就“保障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防止战争的行动”、“和平解决争端问题”等都有明确规定，“各成员国的行为都应受《国联盟约》约束”。 而中国与日本都是“国联”的成员国，两国间即使有纠纷与争端，也可通过“国联”裁决，而不应付诸武力。所以，蒋介石觉得“日本虽是有‘图利东北’的野心，还不至于会不顾《国联盟约》的约束而胡来吧”？ 想到此，蒋介石似乎觉得“对于日本不必太多顾虑”，反倒是担心张学良“在日本人挑衅时或会忍不住气而干出可能使中日矛盾激化”的事来。 因为，张学良年少气盛、敢说敢为，且与小日本有“杀父”之仇，激愤之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因此，蒋介石反而觉得“应对张学良有所告诫”，以免东北的局势失控。 于是，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告诫：“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弟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此时的张学良正进退维谷，“日军”时有寻衅，已可见其“有图谋‘东三省’”之心。 而“东三省”是“老爹”传给自己的基业，岂容有失？何况，“家父”在皇姑屯遇炸被害之仇至今未报；眼下，小日本却得寸进尺地又欲图谋“东三省”了；如此家仇国恨集于一处，张学良真想痛痛快快地与小日本打一仗以泄心头之恨。 但当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张学良不由得又犹豫了。 其实，此时的张学良虽是气愤，但心底毕竟有点虚。因为，“东北军”曾在“奉、苏战争”中败给“苏俄”，而日本却曾在“日、俄战争”时打败过“沙俄”；由此推导，“东北军”若是与“日军”交手，是难有胜算的。 当年，张学良之所以选取“只收回‘苏俄’的‘中东铁路’、而不去碰触日本的‘南满铁路’”，正是觉到“日本惹不得”之故；岂料，结果连“‘苏俄’也惹不得”而自招没趣。 前番是自己行事草率、考虑欠周之故，而今得吸取教训、不可重蹈覆辙了；否则，再招致“奉、苏战争”那般的自辱，岂不更颜面无光了？ 此时的张学良似是“一回被蛇咬、怕见烂草绳”了，全没了当年“东北易帜”时的敢说敢为、而枉有“少帅”之称。 而蒋介石的密《电》，更是促使他“不想与‘日军’直面对仗”了；因此，张学良听取了蒋介石的告诫，决定“对于‘日军’力避冲突、不予抵抗”。 于是，九月六日，张学良致《电》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对于‘日军’，无论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忍耐，不可抵抗，以免致酿事端；当告诫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荣臻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后，即遵照执行、逐级下达。 “东北军”将士对于“少帅”怎会下如此《命令》都甚感非解，但谁也不敢异议。 此后，张学良则继续留在北京，只是派“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前往锦州，去见正在锦州老家为“父”奔丧的张作相，将“东三省”的军、政要务全权托付给了他的这位时《任》“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省长”、有“辅帅”之称的“老叔”张作相，请他“速回沈阳、主持大政”。 然而，张作相因其“父”丧事未毕，没有立即返回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