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第3/6页)

一斗只求两文利，以资父母。岁月既深，衣食甚丰。父怪而问之，具以实对，父曰：‘吾之所业，同流中无不用出入升斗，出轻入重，以规厚利。虽官司以春秋较榷，终莫断其弊……后父母殁，及珏年八十余，不改其业。”李珏一家“世居城市，贩籴自业”，是一个专门从事粮食买卖的世家，而且经营有道，薄利多销，效益良好。

    粮食的市场销售既表现在各级官市中的粮食交易，也表现在地方草市、墟市中的粮食交易。京师长安东、西两市店肆林立，其中就有专门的粮食行。建中元年，德宗下诏强调继续推行好常平法，说“自今以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10](卷49《食货志下》，P2125)是将官粮交给两市粮食行行头负责平稳粮价。长安粮食行中还有“麸行”，有“卖麸家”经营其中。[23](卷15《诺皋记下》)幽州范阳郡的粮食行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白米行、麸行等。[12]《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记载的也有谷麦行、米面行、酱□行等，并记各类粮食“上、次、下”质量三等的官方指导价，其中明确提到的有白面、北庭面等，说明销售粮食的行已经形成为专门的商业组织，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特点。《资治通鉴》卷199载高宗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秔米斗十一钱”；卷212载玄宗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到天宝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24](卷51《食货志一》，P1346)而“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14](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P152)指的都是官市上的粮价。唐代粮食销售很普遍，各地都有粮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登州、莱州、青州、齐州等地不同的粟米、粳米价格，悬殊较大，完全是市场价格。《唐国史补》卷中记载，“江淮贾人，积米以待踊贵，图画为人，持钱一千买米一斗，以悬于市”。通过广告手段以招揽消费者，显然是为了把囤积起来的米以较高的价格迅速卖出去。《唐大诏令集》卷117《遣使宣抚诸道诏》说：“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冠，多滞积贮，坐求善价，莫就贫人，致令闾里之间，翔贵转甚。”许多人从事粮食的囤积居奇以谋利。文宗太和六年，河中晋绛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粟价暴踊，豪门闭籴，以邀善价。（王）起严诫储蓄之家，出粟于市，隐者致之于法，由是民获济焉”。[10](卷164《王播传附弟王起传》，P4279)《太平广记》卷350《浮梁县令》条引《纂异记》载：“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云笈七签》卷121《道教灵验记》载庐州巢县人秦万，“家富，开米、面、彩帛之肆，常用长尺、大斗以买，短尺、小斗以卖，虽良友劝之，终不改悔。”《太平广记》卷244《龙昌裔》条引《稽神录》载，“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所出《唐家用帐》载“五月五日，六十籴面”，[19](P294)即用了六十文铜钱买面。这些都说明粮食作为商品被广泛出售，粮食运输繁忙，需求旺盛。

    二、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方面

    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发方面，其中茶叶的商品性生产是最为突出的亮点。桑麻棉花、甘蔗、水果、蔬菜以及药材、花卉等的种植生产，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商品性经营和商品化趋势。

    1、茶叶的商品性生产唐代茶叶生产已经完成了从采摘野生茶叶到科学种植茶叶的转化，生产方式有了质的飞跃，在茶树栽培、茶园管理及茶叶制作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唐代茶叶的商品性生产自唐中期以后异军突起，不仅表现在茶叶产量的巨大、茶叶名品的涌现上，而且表现在茶叶贸易的繁荣以及庞大茶叶消费市场的形成上。这可从以下典型史料得到证明。唐德宗朝朝散大夫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载玄宗开元年间，饮茶风俗迅速从南方长江流域漫延到北方黄河流域，“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穆宗长庆元年李珏奏疏有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卷173《李珏传》，P4503－4504)陆羽《茶经》卷下《六之饮》也载饮茶在“两都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足见饮茶之俗已经风靡全国，贵贱皆好，茶叶迅速成为大宗商品并广泛流通，南茶北运通畅繁忙，茶叶贸易热闹非凡。而这又反过来促使各地产茶区涌现出了众多名优茶叶，陆羽《茶经》、裴汶《茶述》、李肇《唐国史补》皆有举列，以《唐国史补》记载最祥，曰：“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陆州有鸠●；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真可谓名品繁多，争香斗芳。据史籍记载，许多名茶还作为商品流入到吐蕃和回纥地区，德宗贞元以后并出现了大规模的与回纥之间的茶马贸易。这一切表明茶叶的商品性生产已经作为一门新兴行业迅速崛起，生机蓬勃，其中还出现了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条引《仙传拾遗》载，“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张守珪经营大面积茶园，并使用了出卖劳动力的雇工进行商品生产，具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特征。

    唐代的东西两川以及长江、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都产茶，形成了不少名茶产区和茶叶集中生产区，茶叶的种植面积扩大，从业人数增多，呈现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发展特点。《册府元龟》卷510《邦计部.重敛》载：文宗太和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开成五年，盐铁转运司《禁园户盗卖私茶奏》载武宗时，“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2](卷967，P1004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说歙州祁门“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虽然，其欲广市多载，不果遂也。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蒋泛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盖是阊门之险”。懿宗咸通元年六月到三年二月，阊门溪经过修整，行船通畅，“不独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劝六乡之人业于茗者，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2](卷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