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第4/6页)

，P4830－4831)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冼宗礼状》载，“泸州所管五县……郡连戎僰，地接巴黔，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2](卷772，P8048)孙樵《书何易于》载绵州巴西郡“益昌（县）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2](卷795，P8334)可见许多地方出现了一批脱离粮食生产而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户”和“园户”，这些专门户完全以茶叶的商品生产为生，“专勤是谋”，茶叶成为他们的“衣食之源”，已经广泛地卷入到商品经济之中。栽培茶叶代替种植粮食成为这些地区人们的主业，突出反映了当地商品性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流通和茶叶市场的繁荣。

    唐代还出现了许多因为茶叶贸易而形成的地方茶市，甚至区域性茶市，同样反映了茶叶的商品性生产。著名的茶叶市场除上述歙州祁门外，还有饶州浮梁。史载浮梁县茶叶产量巨大，“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9](卷28《江南道四》，P672)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就讲到商人“前月浮梁买茶去”，是到浮梁购买运销茶叶。晚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浮梁茶行销各地，“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也“自陈蔡已北，幽州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衡州衡山茶则“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25](P131－134)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载，文宗“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2](卷871，P9116)也是著名的茶叶集散地。

    经营茶叶的茶商在唐代已经成为一支人数众多、资金雄厚的商人队伍。前引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已有反映。杜牧《上李太尉论****书》指出，江淮一带，“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2](卷751,P7788)《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条引《广异记》载，玄宗天宝年间刘清真“与其徒二十余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向北方运销茶叶。《太平广记》卷172《崔碣》条引《唐阙史》载唐末洛阳商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岁，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作乱”云云。《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条引《妖乱志》记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能够与富商大贾交游为伍，说明吕璜的茶叶生意做得很大。许浑《送人归吴兴》诗，以“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15](卷531，P6069)形容湖州茶叶外销数量之巨。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诗，用“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5](卷300，P3406)形容汴州茶商之多。唐代剑南三川也是重要的产茶区，许多北方商人前来运销茶叶，直到唐末，“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26]（卷2《请巡幸江淮表》）地方政府通过向茶商征税而大获利益。

    2、桑麻棉花的种植生产唐代均田令有云，“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24](卷51《食货志一》，P1342)把农作物的种植和用材林及经济林木的种植结合起来，规定永业田内要种植一定数量的榆树、桑树和枣树（也种植柳树等树种）。唐律还规定由乡村里正监督各户依法种植，即“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合笞四十”。[27](卷13《户婚律》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条，P249)这就突破了单一种植生产农作物的局限，反映出唐代广大农村农林间作、亦农亦林的种植模式和农林并重的经济特色。

    唐代养蚕丝织的地区几乎遍布全国，可划分为三大主要地区：一是河东区，包括河南、河北二道；一是巴蜀区，包括剑南道和山南道的一部分；一是吴越区，包括淮南、江南两道的大部分，[28](P297－298)分别属于黄河下游、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就说“河南、（河）北，桑蚕倍多”。[2](卷269，P2733)三大区外，京城长安以西的广大地区也盛产桑麻。玄宗朝，“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22](卷216天宝十二载，p6919)北方地区同样种桑养蚕，王昌龄《塞上曲》云，“秋风夜渡河，吹却雁门桑”。[15](卷140，P1421)可见植桑丝织分布东西南北，几遍全国。《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把全国各地绢的质量分为八等，宋州、亳州所产位列第一，反映的是唐前期的情况。中唐以后，南方丝织业水平超过北方，以浙西所产绢帛最为著名。

    唐代麻有大麻、苎麻、蕉麻、葛麻、苘麻等许多品种，长成收割经沤制后可以制成麻丝、麻织品和麻衣。从《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所载诸道贡麻情况以及卷20《太府寺》所列诸州麻布质量等级（分为九等）来看，唐代大多数地区均产麻，其中江南地区麻布产量较多，并大量用于赋税折纳。《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载右藏暑有益州之“弓弩弦麻”和“泾丹鄜坊等州之麻”，可证这些地区的麻属精品。唐代益州的麻质量上乘，最受欢迎，时称“蜀麻”。除了进贡以外，蜀麻成为畅销江淮地区的大宗商品，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15](卷229杜甫《夔州歌十绝句》，P2508)“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15](卷221杜甫《柴门》，P2336)“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15](卷221杜甫《客居》，P2331)就反映了蜀麻的大量外销。岭南地区则是棉、麻的混合栽植区，中唐诗人王建说岭南“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15](卷299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P3400)白氎指的是白棉布，红蕉指的是蕉麻。《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载岭南道“厥赋蕉、纻、落麻”，看来岭南麻产质量也不错。岭南的白葛夏布也是上品，属唐廷征调之物。中唐诗人鲍溶《采葛行》云：“春溪几回葛花黄，黄麝引子山山香。蛮女不惜手足损，钩刀一一牵柔长。葛丝茸茸春雪体，深涧择泉清处洗。殷勤十指蚕吐丝，当窗袅袅声高机。织成一尺无一两，供进天子五月衣。”可证白葛夏布制作精良，有剩余时，“蛮女将来海市头，卖与岭南贫估客”，[15](卷487鲍溶《采葛行》，P5538)进行一些商业买卖活动。

    种植桑麻棉花，养蚕丝织成布是农民家庭耕织结合经济的重要组成，所得绫绢絁等丝织品和布等棉麻织品（或棉麻原产品）要向政府交纳丁调或者以庸代调，即唐赋役法所云“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10](卷48《食货志上》，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