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第5/6页)
88)所余丝麻产品，尤其是丝织品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卖是在所必然的。胡如雷先生指出，从全国农民普遍植桑可以证明，“唐代市场上出现的绢帛，绝大多数都是农民经济中家庭织妇的产品”。[29]郑学檬先生也指出，“隋唐时期，丝麻棉织物一直是交换中的重要商品，是官民私有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30]京城长安西市就有“绢行”，[5](卷363《王诉》条引《干●子》)也有“帛肆”，[2](卷692白行简《纪梦》，P7102)宣阳坊还有专门的“彩缬铺”。[31]玄宗天宝年间，东西两京“绢一匹二百一十文”，[14](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P152)价格相当便宜。《唐语林》卷4《贤媛》载玄宗时采用夹缬法印染的织物，“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研究表明，由于各地纺织品的价格差较大，从事纺织品贩运销售的商人很多，市场上的丝行、绢行、帛肆、衣肆等很多，品种也划分得很细。幽州等地工商行有22行，其中绢帛行有12行，即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彩帛行、丝绵彩帛绢行、丝绢彩帛行、□□帛行、□□绵行、总棉丝绢行、幞头行。[12]《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载有帛练行、彩帛行等绢帛行，还有□布行，经营的商品有常州布、维州布、火麻布、赀布、小水布等，均载有各种绢帛、布匹的“上、次、下”三种官方指导价。值得注意的是，绢帛中提到的如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絁、蒲陕州絁以及布行中提到的常州布、维州布均非交河郡本地所产，说明了这些产品的长途运销，绢、布的原产地很多，又反映了长途运销的范围之广和规模之大。
丝绢、麻布、棉布等的具体贩运和销售情形也多有记载。《新唐书》卷50《兵志》载玄宗天宝年间，“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梁rou”。《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载玄宗朝贾昌在长安，“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又载德宗朝贾昌之子贾至德，“贩缯洛阳市，往来长安间”。《太平广记》卷105《陈哲》引《广异记》载临安商人陈哲，“家住余杭，精一练行……富于财”；卷261《柳氏婢》引《北梦琐言》载成都“通衢有鬻绫罗者”，还有“卖绫绢牙郎”从中促合交易。就是桑叶也有被作为商品出卖的情形。《太平广记》卷133《王公直》条引《三水小牍》记懿宗咸通十一年洛阳一带饥荒严重，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有桑数十株，当时桑叶“一斤值一锾”，价格很高，他乃“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皮日休诗云：“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15](卷613《西塞山泊渔家》，P7065)反映的也是农村卖桑叶的情况。学界认为唐代已出现了专门植桑卖桑的专业户，反映出唐代桑叶种植的商品化倾向。白居易诗“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雪”，[15](卷435白居易《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P4823)盛赞桂管地区所产棉布。《玉泉子》载左拾遗夏侯孜“常着桂管布衫朝谒”，文宗问衣衫太粗，夏侯孜说“桂管产此布，厚可以御寒”，文宗“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之，此布为之骤贵也”。杜甫《新制布裘》云：“桂布白似雪，吴锦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15](卷424，P4668)说明“桂布”或“桂管布”已经成为一个知名品牌，并千里转运，远销京城长安。唐代西州地区盛产棉花，棉织业十分发达。《旧唐书》卷198《高昌传》载西州“有草名白氎，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说的就是棉布，也称绁布。《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记西州贡白氎，吐鲁番出土文书多有记载西州种绁、以绁布交纳庸调、借贷以及官府和市绁布等情形，证明了西州植棉业的普遍和棉织品的商品化。王仲荦先生还撰有专文阐述西州种植棉花以及销售棉布的广泛性。[32]唐代中原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发展，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卷2详细记载了落种、施肥、疏土等“种棉法”，总结的就是中原地区的植棉技术。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帛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指出丝织棉麻品消量巨大，成为了大宗的和普通的商品。 3、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甘蔗在南北朝时期已有种植，主要用榨汁法制作蔗浆。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曾两次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法，并取得了成功。剑南、岭南和江南是唐代蔗糖的主要产区，有冰糖和白糖之分，为进贡之物。襄州种植甘蔗的技术领先，向来贡种蔗蒻之工，大历十四年十月才停罢。[10](卷12《德宗纪上》，P323)中唐以后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相互促进，王灼《糖霜谱》载：“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唐大历中，有邹和尚者，始来小溪之伞山，教民黄氏造霜之法，伞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凡蔗最困地力，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息之。”可见遂宁已有种蔗制糖的专业户，所产蔗糖要作为商品出售无疑。直到宋代，剑南遂宁仍是全国蔗糖业中心之一。江南一带的甘蔗种植也很普遍，吕渭用“江南仲冬天，紫蔗节如鞭”[15](卷307吕渭《状江南》，P3488)的诗句加以描述。 甘蔗和蔗糖产量较多，已成为唐人日常消费品。《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天宝初年鉴真东渡日本，所带物品中有“胡椒、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唐中晚期，蔗糖的商品性生产还发展到了北方。唐人李匡乂《资暇集》卷下《李环饧》载：“苏乳煎之轻饧，咸云十年来始有，出河中。余实知其由，此武臣李环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绥福里，方见夜作，问之，云乳饧。时新开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归。不三数月，满洛阳盛传矣。开成初，余从叔听之镇河中，自洛招致饧者居于蒲，蒲土因有是饧。其法宁闻传得，唯博□军人窃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轻饧，然而劣于蒲者，不尽其妙焉。”唐末诗人陆龟蒙诗云“江商贾蔗饧”,[15](卷623陆龟蒙《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P7169)可见蔗糖已被大量运销。《清异录》卷上《清灰蔗》载，“糖坊中人盗取未煎液，盈碗啜之”，看来也有了专门的制糖作坊。糖坊煎液制糖，其商品性生产的性质自无疑问。 4、蔬菜、水果的种植生产唐代专门种植蔬菜的专业户已经出现。《太平广记》卷16《张老》条引《续玄怪录》载张老为“扬州六合县园叟也”，自称“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张叟老年新婚后，“园业不废，负秽镢地，鬻蔬不辍”，完全依靠种菜卖菜生活，属个体蔬菜种植的小商品生产。陆龟蒙《江边》诗记苏州某菜农种菜达十亩之多，[15](卷629，P7225)也应是个体小商品蔬菜生产。《太平广记》卷232《张存》条引《酉阳杂俎》载，“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是专种莲藕以求利。诗人高适途经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