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第6/6页)

，感叹县城以西的林虑山“秋韭何青青”，[15](卷629高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P2202)则是大面积种菜。文宗太和四年五月，剑南西川宣抚使崔戎奏曰：“西川税科，旧有青苗，如茄子、姜、芋之类，每亩或七、八百文，征敛不时，烦扰颇甚”，[11](卷488《邦计部.赋税门》)可证西川广泛地种植茄子等蔬菜，并要向政府交纳青苗税，其商业种菜形成了相当规模。《全唐文》卷971《议覆收买京城坊户菜园条例奏》说京城坊市人户的“菜园”，“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蔬为业，固多贫篓”，已有租佃菜园而种菜卖菜的经营情形。日本学者大泽正昭探讨了唐代蔬菜生产中的商品性经营现象，[33]可以参看。

    唐代专门出售蔬菜的菜市、菜行也已出现，表明了蔬菜销售的广泛和普遍。《太平广记》卷159《定婚店》条引《续幽怪录》载贞观二年宋城“菜市”有“卖菜家”陈姓老妇，“鬻蔬以给朝夕”、专靠卖菜谋生。幽州则有“椒笋行”,[12]说明菜市已经按照蔬菜品种分为若干行。具体的蔬菜销售也见诸史端。《清异录》卷上载，“崔远家墅在长安城南，就中禊池产巨藕，贵重一时”。郑谷《峡中寓止二首》云“江春铺网阔，市晚鬻蔬迟”[15](卷674，P7712)。杜荀鹤《送人游吴》云“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15](卷691，P7925)《太平广记》卷152《郑德璘》条引《德璘传》、《传奇》载“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所出《唐家用帐》载“买菜用九文”，[19](P294)即买菜花费了九文铜钱。荠菜成为两京地区人们喜食的蔬菜。高力士晚年被流放到巫州，见到当地生长着许多荠菜但无人采食，因感叹道：“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10](卷184《高力士传》，P4759)这则史料不仅说明长安、洛阳都有菜市，而且有野菜出售。野生竹笋、蕨菜也是人们喜爱的菜肴，白居易《食笋》诗：“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盈抱，抱来早市鬻。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15](卷430，P4745)《云仙杂记》卷3载，“王鲸逢卖蕨姥，黄衣破结，有讥色，悯之，乃以千钱买蕨”。人们采集野生蔬菜以出售，实现了蔬菜的商品化。

    唐代蔬菜生产以种植莲藕为普遍，凡湖泊池沼所在皆产。白居易《余杭形胜》云“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15](卷443，P4961)，盛赞杭州植莲景色。杜荀鹤《送友游吴越》云“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15](卷691，P7926)说的是苏州种植莲藕柑橘的情形。越州、洪州等地也盛产莲藕。徐彦伯《采莲曲》诗：“妾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折藕丝能脆，开花叶正圆。”[15](卷76，P824)李颀《采莲》诗云：“越溪女，越溪莲，齐菡萏，双婵娟。嬉游向何处？采摘且同船。”[15](卷133，P1355)杜牧《怀钟陵旧游四首》说洪州“一声明月采莲女，四面朱楼卷画帘”。[15](卷523，P5877)

    柑桔是唐前期产量很高的水果，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种植广泛。张籍《江南行》有：“江南人家多桔树，吴姬舟上织白苎”；[15](卷382，P4288)李绅《桔园》说：“江城雾敛轻霜早，园桔千株欲变金”；[15](卷481，P5478)张九岭《初入湘中有喜》云：“征鞍穷郢路，归棹入湘流……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州。”[15](卷48，P589)中唐诗人吕温《送僧归漳州》曰：“溪云黄橙熟，沙田紫芋肥”[15](卷371，P4176)；《对桔奴判》的判文说“江皋芊眠，卢桔是植，珠树金实，含芬吐芳。”[2](卷985，P10188)越州、杭州、苏州、湖州、洪州、荆州等地都进贡柑桔，说明这些地区是著名产地。杭州所属富阳县所产柑桔为“江东之最”，[9](卷25《江南道一》，P604)质量上乘。唐代西川、岭南也产柑桔。杜甫说梓州“秋日野亭千桔香”，令人垂涎。[15](卷227杜甫《章梓州桔亭饯成都窦少尹》，P2468)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载岭南种植柑桔采用了生物防虫技术，人们竟相从市场购买“蚁子窠”，利用蚂蚁防治虫害。进行水果商品性种植的实例也见于记载，《太平广记》卷12《董奉》条引《神仙传》载：“（董）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妻与女犹存其宅，卖杏取给。”《太平广记》卷415《崔导》条引《潇湘录》载，“唐荆州有富人崔导者，家贫乏，偶种橘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独异志》卷下载：“李衡，江陵种桔千树，岁收其利。谓其子曰：‘吾有木奴千头，可为汝业，当终身衣食也。

    ”《全唐文》卷985《对盗稻桔判》判题云：“会稽杨真种稻二十亩，县人张辨盗将，今访知，收辨科罪。诉杨真盗辨木奴，复合科罪。”是一场稻农与桔农的官司。梨的产地很多，崔国辅有“洛阳梨花落如霰，河阳桃叶生复齐”之诗。[15](卷119崔国辅《白纻辞二首》，P1204)洛阳报国寺产的梨特别硕大，“重六斤”，[5](卷411《六斤梨》条引《酉阳杂俎》)让人惊奇。《酉阳杂俎续集》卷9《支植上》载“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河南道是枣的盛产区，开元时人张鷟说河南道的寿安、永宁“桑枣成林，逆旅分区”。[2](卷173张鷟《奏新安谷水社旧是苑内地近被百姓并吞将作数请收入苑百姓不伏》，P1762)

    水果的长途运销已有记载。《对梨橘判》判题云：“郑州刘元礼载梨向苏州，苏人宏执信载桔来郑州。行至徐城，水流急，两船相冲俱破，犁及桔并流。梨散，接得半；桔薄盛，总不失。元礼执信索陪，执信不伏。”[2](卷985，P10189)反映出苏州的柑桔被大量运销北方，而郑州的梨则被运销南方，贸迁有无。唐代还有了专门的水果市场。有的在官市中，幽州有“果子行”；[12]《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记交河郡也有“果子行”，尚保留“干蒲陶”、“大枣”两项，已有干果加工。水果贩运也有具体记载，《太平广记》卷401《龚播》条引《河东记》载三蜀大贾龚播，“其初甚穷，以贩鬻果蔬自业”，是水果蔬菜的个体商业经营。据学界研究，真定、山阳之梨，荆、洪、虔州之梅，郢州之枣，山南之枇杷等等，也都是唐代市场上著名的果品。

    唐代还出现了一些蔬菜、水果的综合种植销售专业户。《茅亭客话》卷4载刘氏“植果种蔬……每月两三度入青城县货药、市米、曲、盐酪”，属自产自销。唐末洪州陈陶在东湖南岸开辟园圃，“植花竹，种蔬芋，兼植柑橘，课山童卖之”，[25](P147)已经采用雇工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