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托我帮他办件事 (第6/7页)
者是声嘶力竭的哀求，都没有任何回应。 母亲的手机响了，万幸的是，我在学校的通讯信息登记里填写了正确的号码。 我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放我出去！” 却只隐隐地听到门外母亲轻描淡写的声音：“是啊，他转学了。” 我甚至听到手机里传来了一声凄凉的叹息，和着我最初的绝望，永恒地嵌印在脑子里。 我又开始无声地流泪，直至忘了自己是谁。 我好像是失去了一年多的时光，也好像是失去了所有的情感。 我又想起了少时的梦，梦里面有一片荷塘，我告诉母亲，母亲说：“你不知道。” 现在那片荷塘中，已经空无一物。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从未互相了解过。 我开始回想，母亲只身度过的这些岁月，原来我们都在这段岁月中孤独着。 而这份孤独显然不尽相同。 人与人之间从来都不同，孤独如此，幸福如此，就连不幸，也只是相似，而无法相同。 我渐渐沉默，因为已经一言不合，我们不知何时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回过神来已经渐行渐远。 我会对她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她又会对我讲：“你不知道。” 那便不知道罢。 当后来我以极其惨烈的方式重新见到外面的阳光时，我内心非常的平静。 那感觉，似乎只能用平静来形容。 她说：“我不会给你一分钱。” 她明白，只要我还是没有长大，我就什么地方也去不了。 但我还是去了，我要让这世界上的阳光被她看到，告诉她真正的光明，永远不来自于言语的修辞和空洞的批判，而在于你是否有勇气把所有黑暗踩在脚下，只为了离太阳更近一点。 我记得每一个老板看我的眼神，这种沉讷的表露和稚嫩的外在有一种难以忽视的反差。 他们总是会问同一个问题：“怎么不上学了？” 他们也得不到答案。 我只会在他们看我身份证的时候才开口，开口就是直奔主题的解释：“实际年龄比身份证上要大两岁，刚出生没来得及上户口。”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相信，而即便相信也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人难道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退学的小混混？ 我便一直寻找，终于找到愿意收留我的老板娘。 老板娘能说会道，店里总是她在cao劳，而传说中的老板，却很难会见上一面。 我便开始了我的工作。 这委实不是很难的工作，也没有太多烦心事，除了工资微薄——当然，我们已经过了疲于温饱的年代，在经济刚刚腾飞的当年，这点钱虽然无法让人纸醉金迷，但活下去绰绰有余。 见过出手阔绰的，也见过相当拮据的，只是我的工作无需与他们过多接触，所以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任何不同。 有一些后来跟我成了朋友，当时我特别像鲁迅笔下酒馆里帮着记账的小帮工，只是没有遇见孔乙己。 我算账从不出错，我连计算器也不需要，我不由得又想起四年级那个下午，我在店外的门前做作业，有个开数学补习班的中年男人领着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孩子路过。 当时这种挎着公文包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装束在小镇上十分罕见，母亲也久违地探出脑袋来看，四目相对时，那个男人脸上堆满了笑容问我的母亲要不要给我报个补习班。 母亲问：“你们都教点啥？” 那男人说：“心算，就是一种特别快就能在心里进行数字计算的技巧，对孩子的数学成绩特别有帮助！” 母亲说：“我孩子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 那男人又露出三分谄媚七分得意的笑来，用不容辩驳的口吻说道：“成绩好不代表就不需要，”他看着随行的两个孩子使了个眼色接着说，“不信你让你的儿子跟我们补习班的这俩孩子比一比，你自然就明白了。” 母亲当然乐见其成。 于是我开始和那俩孩子比试，竟然都是一些基本的加减乘除，虽然数字相对于当时的年龄来说，是有些大了。 但好歹我也是读过数学家高斯童年小故事的人，我就用面目表情的脸完成了这场比试，我甚至赢得毫无波折，那男人瞠目结舌，质问母亲我是不是学过心算。 母亲当场笑得合不拢嘴。 我当然不曾学过心算，但是我曾在店里帮忙收钱找钱，只是我不会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因为显得懂事而凄凉。 那一天我在母亲脸上最后一次看到了骄傲的笑，那是只为我而生出的骄傲。 后来我大概再也没有令她骄傲过。 母亲病发的很突然，当我回到家，看着民警们堵住整个家门。 门里是我的母亲，和一位阿姨。 两个人身上都有淡淡的伤痕，显然刚刚结束一场厮打。 这件事调解得很顺利，双方均表示冰释前嫌，只有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母亲真正病发在那个冬天，所以我一直对冬天有种莫名的恐惧。 当亲戚们费了好大劲把她送入医院时，当我在监护人那栏签下我的名字时，当我看着他们商量出钱的表情，当我细细盘算我现在有多少钱。 我在十五岁，正式成为了母亲的监护人。 一期住院费很高昂，亲戚们一再表示，这个钱你不用还。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切，当我独自一人回到家，当我在夜深人静时，我很难过。 很快二期住院费来了，我无法签字，是因为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么多钱。 这是我第一次，对一切感到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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