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祸不单行 (第2/2页)

史上的那样，于道光三十年去云贵上任途中病逝。

    当然，生老病死，有其天命，毕竟年纪大了，身体健康状态并不太好，慢慢走出行列，说道：“穆大人，林某不敢苟同，江南叛乱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平息的，也许等平定后再赈灾安民，早已饿殍千里，尸横遍野了，如此一来，有失皇上仁德。当前，应该两头并重，谕令上下官员，团结一心，共同应付危机。”

    你一言我一语，大臣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李书星看着眼里，心中十分欣慰，集思广益，才能使政令不偏不倚，更好的为百姓谋福利，更能使国家昌盛发达。

    一个上午的讨论，总于得出初步的方案，除了下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外，还要求周边省份大力支援。李书星当初建立的粮食储备制度发挥起作用了，储备粮急速运往灾区，但是，受灾的百姓不单单是河南和山西这千万之众，还影响了粮市的紊乱，其他省份的百姓和江南的平乱都需要大量的粮草供给。

    因此，解决灾民的办法，不能单靠赈济一个途径，需要更好更彻底的办法，如此一来，土地改革和官吏整治势在必行。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古代以来，水、旱、虫、震等各种灾害不断发生，进入近代更是有增无减。在中国广袤的疆域内，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和内蒙古在内的地区）历来就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

    之所以这样频繁爆发，究其原因有客观的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社会因素，但是，社会因素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影响自然因素，从而改变生存环境。

    晚清政治腐败不堪，极大地减弱了抗灾、救灾能力，整个统治机构运转失灵，行政效率极为低下。道光政府虽然很重视河防，每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由于贪污腐败，偷工减料等，致使河防工程质量每况愈下，河工废弛。各大河流连年漫决，酿成水患。灾害发生后，许多官员并不设法挽救，而是推卸敷衍，甚至坐视不问。

    灾区一些官吏为求政绩，经常“匿灾不报”或“重灾轻报”，致使灾民得不到及时的救济。道光年山西等地连续亢旱两年，但“在上者惟知以催科为考成，在下者惟知以比粮为报最，故虽连年旱灾，尽行匿而不报，田虽颗粒无出而田粮仍须照例完纳”，致使“仓库所存无几，而待赈之民无算”，大量灾民束手待毙，奄奄一息。

    那些灾情较轻或无灾省区的官员大都对支援灾区的诏令敷衍塞责，部分人经办赈粮时侵吞克扣，中饱私囊。贪官污吏甚至“以有险工有另案为己幸”。这就极大地减弱了政府的抗灾、救灾能力，加剧了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环程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社会更加动荡。频繁的暴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清代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过度的砍伐垦荒，也极大地破坏了北方植被，大片森林被焚烧砍光，树皮草木被剥食殆尽，到处是荒山秃顶。生态系统失衡，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气候反常，这就加大了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及严重程度。

    同样，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鸦片，引诱国人种植罂粟，忽视农业生产。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国内鸦片种植之风盛行，山西成为北方罂粟盛产地之一，全省“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乎无县无之”。

    由于罂粟种植获利颇重，农民往往以膏腴之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贫瘠之区。这就侵占了大量良田沃土和农业劳动力，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并且部分农民吸食鸦片，严重影响了健康和劳动能力，破坏了正常生活。

    随着灾害的爆发，以及赈灾工作的展开，种种弊端都暴露出来，李书星综合各方面的因素，逐渐形成一套全面的解决方案。

    其一，颁布新的土地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改变农村现状。

    其二，实行移民优惠政策，中原地带人口集中，多年灾害造成物产贫瘠，鉴于此，把多余的人口迁移到内蒙牧区，发展游牧业。

    其三，鼓励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特别是一些有才能的人，鼓励他们经商做矿工，自谋生路。

    自此，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就此拉开序幕，数亿农民的命运也由此发生改变。